| 中国人的起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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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或地区人口 | |
| 国家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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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起源涉及人类通过走出非洲扩散到东亚并随后在中国境内殖民和定居的历程。东亚在约5万年前被智人抵达，近期非洲起源谱系在约5万年前分化为可识别的东欧亚和西欧亚谱系。[1]东欧亚人的祖先通过南向扩散到达南亚和东南亚，在那里迅速分化为古代南印度人、巴布亚人、东亚人和安达曼人（如翁奇人）的祖先。[2]
东亚人群的遗传格局经历了从南向北的多样化过程。中国田园洞人（约4万年前，北京）代表了已知最古老的东亚人基因组，具有亚洲人遗传特征但无直接后代延续至今。[3]在末次盛冰期期间，北方人群发生重大更替，携带EDAR基因V370A变体的黑龙江流域相关人群取代了早期田园洞人相关群体。此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农民在约5,000年前经历快速扩张，奠定了现代汉族的遗传基础，形成了今日南北方人群的遗传格局。[4]
2024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秀杰提出的科学问题“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是否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入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的十大前沿科学问题。[5]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多地区起源说与走出非洲说两大假说之间的争议：前者认为东亚古人类以连续进化为主，现代中国人源自本土化石人群的演化；后者则认为现代人起源自约20万年前的非洲，在距今7至5万年间迁移至东亚并取代了当地原有古人类。[5] 该问题已引起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西方古人类学家日益重视东亚化石在全球人类演化叙事中的角色。[6]
遗传历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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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亚核心"人群（East Eurasian Core）通过南部扩散路线在约5万年前到达南亚和东南亚。所谓的"东亚-东南亚谱系"（ESEA）是和平文化狩猎采集者和田园洞人的共同祖先，也是现代东亚人、东南亚人、波利尼西亚人和西伯利亚人的祖先。[2]该谱系从更早的"东部非非洲"（ENA）大种群中分化而来。
ESEA谱系随后分化为和平文化群体、田园洞人谱系和古东亚人谱系，并向北扩张。古东亚人谱系进一步分化为古代南方东亚人（ASEA）和古代北方东亚人（ANEA）。遗传多样性呈现明显的南向北梯度递减格局。[2]与田园洞人相关的基部亚洲人群曾在至少4万年前的东亚北部广泛分布。然而，他们在末次盛冰期末期被来自阿穆尔河流域的AR19K相关人群取代。[4]
AR19K相关人群携带此前东亚未曾出现的EDAR基因V370A变异，是更年轻的古代北方东亚人样本的祖先谱系。古代北方东亚人与古代南方东亚人至少在1.9万年前已发生分化。[4]此外，约1.1万年前的北京东胡林遗址个体代表了另一个同时分化的独立谱系。较晚的研究表明，古代东亚人的祖先由田园洞人相关谱系和云南兴义遗址相关谱系的混合形成。
两大假说
[编辑]关于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学术界长期存在两种对立的假说。多地区起源说认为古人类在中国境内连续演化了逾百万年，北京猿人—山顶洞人—黄种人之间存在直接的祖先后代关系，化石证据显示中国古人类以连续进化为主，仅附带少量与境外人群的杂交。[5]走出非洲说则认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起源于约20万年前的非洲，在距今7至5万年间扩散至欧亚大陆，取代了当地原有的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等古人类。
古基因组学研究强有力地支持走出非洲假说：东亚人群的全部常染色体、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多样性均可追溯到约5万年前从非洲迁出的奠基者群体。然而，化石形态学证据提出了更为复杂的图景。中国境内近80处地点出土了更新世古人类化石，涵盖直立人、中更新世古老型人类和早期现代人。在田园洞、黄龙洞、智人洞、陆那洞和道县等地发现的晚更新世化石已将具有现代人标志性特征的个体在东亚的出现时间提前到距今12万至8万年前。[5]在澎湖、许昌、华龙洞、夏河和哈尔滨等地发现的距今30万至12万年前的中更新世晚期化石中，部分已具有与现代人相似甚至一致的形态特征，提示人类从古老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演化过渡可能在约30万年前的中国某些地区已经发生。[5]
约90万年前的郧县头骨和约25万年前的大荔头骨等化石呈现出介于直立人和智人之间的过渡形态。斯特林格认为这些化石可能属于海德堡人（现代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可能共同祖先），甚至暗示海德堡人可能起源于亚洲而不是非洲。[6]但多数中国古人类学家认为这些标本与欧洲和非洲的海德堡人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大荔头骨的脑容量更大、面部更短、颧骨更低，显示其形态更为进步。约10万年前的智人洞下颌骨同时具备现代人的典型特征和类似于北京猿人的原始特征（如更粗壮的下颌和不突出的下巴），被中国学者视为连续性假说的重要化石证据。[6]
对于这些过渡化石的起源，也存在不依赖"本地连续性"的替代解释。佩特拉利亚提出，智人洞下颌骨和道县牙齿可能代表距今12万至8万年前从非洲最早迁出的一批现代人群体，这批早期移民在途中或抵达东亚后与古老型人群发生了杂交。[6]伦敦大学学院的玛丽亚·马丁农-托雷斯（María Martinón-Torres）基于对许家窑遗址（距今12.5万至10万年）臼齿的分析提出，部分中国过渡型化石可能属于丹尼索瓦人，这群神秘古人类的形态学特征目前仍未被确定。[6]与此同时，复旦大学李辉指出中国人群97.4%的基因组源自非洲起源的现代人，而非本地直立人。[6]不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新智和高星分别以化石的连续形态特征和石器的长期稳定性（约170万年至1万年前中国石器的类型几乎未变）为连续性假说辩护。[6]
尽管化石研究取得显著进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指出，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人类是什么人群、早期现代人出现的时间及迁徙路径、现代中国人群的由来和族群融合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5]该所研究员刘武亦表示，更新世晚期现代人经历了复杂演化，呈现区域性差异和人群特征分化趋势，许多细节尚不清楚。[5]目前，遗传学证据以走出非洲假说为主流解释框架，而化石形态学和新近的古蛋白质组学发现正在持续修正和完善这一图景。
中原地区的考古遗传研究
[编辑]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北方可分为四个时期：前裴李岗文化时期（公元前7000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公元前7000–前5000年）、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和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山东地区则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后李文化（公元前6300–前5400年）、北辛文化（公元前5400–前4200年）、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200–前2600年）、山东龙山文化（公元前2600–前2000年）和岳石文化（公元前1900–前1500年）。[7]
汉族的祖先主要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黄河农民，属于古代北方东亚人谱系。他们源自黄河中游的原始汉藏语群体，在大约4,000至8,000年前分化为汉语言群体和藏缅语族群体。[8]汉语言群体是汉族人的祖先，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与西伯利亚相关群体有低水平的混合。[2]
仰韶文化相关的黄河人群与河南大河村人群在遗传上高度相似。龙山文化相关的中原和山东人群则有所分化，后者从华南沿海和当地山东狩猎采集群体获得了更多基因流。龙山文化的后继者在遗传上展现了连续性，并影响了多个东亚群体，包括现代汉族。[9]
在现代汉族亚群中，河南、山东和山西的汉族与后新石器时代黄河人群连续性最强，可直接被视为其后裔。其他汉族亚群（尤其是南方汉族）具有更多南方东亚人相关的祖先成分。[2]
华南地区的考古遗传研究
[编辑]华南地区的关键古代个体包括：[10]
奇和洞人（Qihe-3，约11,747–11,356 BP，福建漳平奇和洞）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个体，与南岛语系人群聚类密切，体型特征兼具中国新石器时代南北人群的特点。隆林人（Longlin，约10,686–10,439 BP，广西隆林老磨槽洞）具有深度分化的东亚血统，与红鹿洞人和日本绳文人密切相关，可能代表了现代东亚人分化前的基部谱系。隆林人与古代东亚人可能在同时期从共同祖先分化而来。亮岛人（Liangdao-2，约7,600 BP，福建亮岛）的基因主要来自奇和洞人相关血统（82%–90%），兼有北方东亚血统（10%–18%）。科迪勒拉人作为东亚最少混合的南岛语系人群，与亮岛人关系最为密切。
独山人（Dushan，约8,974–8,593 BP，广西田东县）可建模为由隆林人相关血统（17%）和奇和洞人相关血统（83%）混合而成，表明福建古人群曾向广西大规模迁移并与当地居民融合。此外，宝剑山洞穴个体（约8,335–6,400 BP，广西龙州县）可建模为72.3%独山相关血统与27.7%和平文化相关血统的混合。
父系与母系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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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系谱系
[编辑]东亚男性的父系谱系在中国约5万年前扩张。携带C、D、N、O和P（特别是Q）等遗传标记的人群通过喜马拉雅山脉进入东南亚。[11]Y染色体单倍群O-M122（O2）在汉族人群中最为常见，超过50%的中国男性携带此标记，频率在东部和北方更高，如哈尔滨65.7%、北京68.6%、福建60.0%、台湾60.9%。与之相比，南方如广西平话汉族仅为29.7%。单倍群C和D在安达曼群岛、西藏和日本有较高频率。单倍群Q在中亚和西伯利亚起源后进入中国北方。
约6,000年前，西藏人的祖先从黄河农民中分离。约5,000年前（龙山文化晚期），黄河新石器时代农民经历了快速扩张，伴随着显著的基因流向周边人群。对中原地区3,000年前古人的DNA研究表明，其与现代北方汉族在Y-DNA和mtDNA上极为相似，显示北方汉族的遗传结构在3,000年前已基本形成。[12]
母系谱系
[编辑]汉族的线粒体DNA（mtDNA）单倍群可分为北方东亚主导型和南方东亚主导型。北方型包括A、C、D、G、M8、M9和Z，在北方汉族中合计占52.7%；南方型包括B、F、M7、N*和R，在南方汉族中占51.9%。[13]具体而言，北方汉族中单倍群D、B、F、A的频率分别为25.77%、11.54%、11.54%和8.08%；在南方汉族中分别为15.68%、20.85%、16.29%和5.63%。这种南北差异反映了汉族在古代迁徙过程中与各地土著人群的混合。
现代汉族内部的不同亚群之间在遗传上比任何汉族亚群与日本大和族或朝鲜族之间都更为接近。汉族、东南亚人、日本人和朝鲜人之间的遗传变异不足1%。广西汉族在遗传上更接近越南人和傣族而非北方汉族，而山东和福建汉族则表现出与北方汉族的密切关系。
气候与定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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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末次盛冰期（29,000至18,000年前），中国北方是无树的草原，部分地区有永久冻土，华南失去了大部分森林覆盖。海平面大幅下降，使婆罗洲、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日本列岛可能可以通过陆地到达。冰期结束后（18,000至10,000年前）的变暖期导致海面上升，淹没了广阔的沿海地区。[14]
华南地区石灰岩洞穴遗址众多，显示了人类定居的证据，其中包括陶器制作、骨器、渔业和狩猎猪鹿等活动。秦岭以南的华南气候温暖湿润，长江流域曾有象群栖息；而华北（今北京以北）则为寒冷草原环境，有猛犸象存在的记录。约8,000至3,500年前气候也比今更温暖——山东地区的考古发掘发现了鳄鱼和大象的骨骼。
约10,000年前农业的发展——黄河谷地黍的驯化和长江流域稻的驯化——可能加速了定居点数量和规模的扩大，以及本地文化和语言的集约化发展。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初的人类定居点主要是狩猎采集社会或基于海洋环境的贝丘社会，人口相对稀少。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点已发现于从东北辽宁到西南成都地区、从西北甘肃到东南福建的广大范围。
参见
[编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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