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剿匪 华东地区反共游击战
“全国大剿匪”、第二次国共内战、台海冲突的一部分
日期 1949年4月-1953年12月 地点 中国华东地区（山东、浙江、福建、江苏、安徽、上海等地） 结果 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 华东地区的大规模反共武装活动被基本镇压 中华民国反攻大陆的计划受挫，但守住金门、马祖等岛屿 清理残余反共武装的责任转交给公安机关
参战方
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 华东军区 支持：  苏联	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 国防部大陆工作处 中美聯合中心 各地地方武装 皖北保安司令部 浙江保安司令部 浙东游击纵队指挥部 中国人民革命军 淮河挺进支队 浙东义勇总队 京沪杭反共救国军 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 浙江陆军总司令部 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 人民自救军 国防部忠义反共救国军 闽浙赣边区民众自卫总队 中华民族自救军 福建人民反共突击军 浙江人民反共救国军 山东地区人民反共救国军 闽浙赣前线突击司令部 漳厦地区游击司令部 中国人民自由军 福建反共救国统一行动委员会 会道门 中央无极圣道 白门 大刀会 圣贤道 中央道 大佛道 天国第9路军 支持：  美国
指挥官与领导者
陈毅 饶漱石 粟裕 谭震林 张震 舒同 周骏鸣 唐亮 钟期光 张凯	无统一领导 胡宗南 李贵森 汪宪 洪国顺 鲁守正 陈云溪 郭子明 程慕颐 张正寅 何卓权 王子辉 柳继元 应志诚 郭永槐 陈令德 陈伟彬
伤亡与损失
	268089人（含死伤、俘虏） 阵亡、受伤约2.4万人 被俘虏13.1万余人 投降9.1万余人 各種槍砲被繳獲121648支

1949年初，国共内战中的淮海战役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取得长江以北区域的实际控制权，威胁南京、上海。此后从1949年4月起，随着解放军渡江进入长江以南，建立政权，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台海危机期間，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所属部队在华东地区的山东、浙江、福建、江苏、安徽和上海與各地的反共武裝在陆上和海上爆发持续的武装冲突^[1]。因中国共产党将所有在政治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武装称为“政治性土匪”，故此场战役被中国共产党称为“华东剿匪”^[1][2]。而中华民国方面也称其为华东地区“反共游击战”、“反共革命”^[3][4][5][6]。

在持续的对反共武装活动的镇压中，中共方面表示消滅了在福建北部地区活動的“中华民族自救军闽北总指挥部”，浙江、苏南、皖北等地区也消滅“国防部第三纵队”、“苏皖军区第三纵队”等反共武裝。1950年11月，毛泽东命令位於福建的軍隊推迟攻打金门，先將福建境內的「匪」剿滅。之後中共先后消灭了“福建人民反共救国军第八纵队”、“闽浙赣边区民众自卫总队”等反共武裝。截至1951年6月，中共表示在华东地区消滅反共武裝11.45万多人。截至1953年底，中共方面表示在华东地区消滅24.6万余人，缴获各种炮400余门、各种枪11.2万余支。^[7]

国共内战期间，国共双方均将对方贬称为“匪”。“华东剿匪”战役中的一方为中国共产党在华东地区的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并在边界地区与中南军区、华北军区有所合作。其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

在反共武装方面，实际为各种互不统属的各地方武装，包括国民党各路军队、国民党特务组织（包括军统、中统），地方上反对中共的地主民团、民军、会道门武装，中华民国在闽浙沿海正规军及其支持的海上游击队（包括收编的部分原海盗）、中华民国退守台湾后往沿海地区投放的反共作战人员等。在冷战背景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部分武装也得到台北中华民国当局和美国情报机构的支持。中華民國也將各種或受或不受台北當局指揮，以及各地反共人士自發組織起來的反共武裝稱為“大陸游擊部隊”、“民間武力”等^[8][9]。部分在抵抗中共中阵亡的反共军將士，被中华民国视为“烈士”。如在福建沿海作戰的南海部隊反共救國軍^[10]。

東南地區的各種反共武裝集结成股互为呼应，当中包括“绥靖军”、“救国军”、“突击军”、“自由军”、“自卫军”等旗号，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地方性反共游击武装。这些游击队规模大小不等，多则数千人到上万人，少则几十人或十几人，分布于华东大陆各地和沿海岛屿，使华东地区的反共游击活动迅速活跃。据解放军的不完全统计，1949年7月，华东大陆共有各种反共游击队武装746股，约11.3万人，其中山东、苏北等“老解放区”活动“有所抬头”，但“匪情较轻”，而渡江战役后的“新解放区”则“日趋严重，尤以浙、闽两省刚易帜地区及皖北地区为甚；海上的武装活动也非常活跃，据1950年5月统计，苏、浙、闽沿海海域共有海上反共武装1万余人，占据嵊泗、渔山、大阪、西洋、浮鹰等数十个岛屿。这些武装在广大城乡和沿海海域积极进攻中共基层政权，反对共产主义新政^[2][11]。

华东地区地处中国东南部，当时包括山东、浙江、福建、台湾四个省和苏北、苏南、皖北、皖南4个行署区以及上海、南京两个直辖市。该区域内地形多样，沿海地区濒临渤海、黄海和东海，海岸线曲折漫长，海域辽阔，岛屿众多，港湾遍布；陸上崇山、丘陵、平原、水网间杂，江河交错，湖泊散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城市集中，工农业比较发达。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华东地区在国共两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也是自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两党都集中经营的区域和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在华东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较好，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这一地区的山东、苏北和皖北已是中共比较巩固的“解放区”，中共也在长江以南的一些农村中建立了部分游击根据地。苏南、浙江地区以及沪、宁等城市也是国际资本主义、外侨和工商业发达集中的地区。南京是国民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的首都，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国际城市和经济中心，浙江是蒋介石以及陈果夫、陈立夫、陈诚、胡宗南、戴笠、毛人凤等许多嫡系国民党要员的基地。国民党及其军、警、宪、特在此经营几十年，具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

1949年春，解放军陈兵长江北岸待命发起渡江战役。中华民国当局在部署长江防御的同时，也有计划地派遣武装特务进入江北共产党区域，与当地的地方武装相结合，集合散兵发反共组织，扩充地下武装势力进行地下破坏活动。渡江战役后，南京、杭州、上海等大城市和苏南、皖南、浙江大部、福建一部及山东青岛地区相继易手。国民党当局在向浙东、闽东南、台湾及舟山群岛等地撤退军队的同时有计划有组织地将大批党政骨干，特务分子和地方武装留置于宁、沪、杭等各大城市及广大新区农村；并于6月初发布命令要求各省主席、专员、县长就地组织“反共自卫救国军”等反共武装，开展敌后游击。

中华民国当局计划是以台湾为主要基地，浙江东部、福建东南部大陆及华东沿海岛屿为前哨，凭险固守，伺机反攻；同时，以派遣和留置于新、老共产党区的武装或特务为内应，结合当地的地主、会道门等地方势力，开辟第二战场进行敌后游击战，干扰解放军继续进行战略追击作战，破坏中共在大陆的统治基础，配合其残余军队的反攻行动。在中华民国当局的策划和培植下，各地的新老反共武装利用广大城乡易帜不久，中共基层政权尚未完全建立，尚未开展土改等社会改造和运动，中共在地方的武装和民兵比较薄弱，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各部队对当地情况陌生，且又忙于主战场的战略追击作战及城市接管、警备等任务之际，依托山地、湖泊、草荡、岛屿，尤其是行政区的边远地带，迅速扩张活动。

華東反共武裝的活动具有几个主要策略：

• 策动会道门和其支持者进行武装暴动，如1949年4月中旬，以中央无极圣道为骨干的会道门率2000余人，在山东曹县、复程、单县、成武四县接合部发动武装暴動，波及400多个村庄。4至5月，皖北阜阳、宿县、六安、安庆等地区的会道门曾多次发生数百人至数千人不等的暴動。
• 在新解放区和偏远山区建立敌后政权，委派省主席、行署主任、专员、县长、区长等官员，与共产党政府争地盘、民众和资源。到1949年8月，反共軍仅在浙北、浙东、浙南和皖北大别山区就建立了四个行政公署，30多个县政府。皖北的金寨，福建的光泽、建宁、泰宁、将乐、屏南、永安、华安、诏安等十几座县城被反共武装长时间占领。他们在其控制区内颁布反共政令，征粮派款以维持其运作。
• 采取昼伏夜动、避强攻弱等游擊战术，不断袭击刚刚建立的中共基层政权，擊殺政府干部、分散行动的解放军指战员、民兵和投共人士。1949年7月19日，福建前线突击司令部出动600余人袭击福建顺昌县洋口区公所，将驻守在此的共產黨顺昌县大队17名士兵全部擊斃。在皖北肥东县，7月21日至25日5天中发生袭击案8起，伤亡公安人员、乡村干部和民兵数十人。8月3日，奉调第10兵团工作的华东军区后勤司令部参谋长李坤，赴途经浙江东阳县胡村时遭袭击而亡。1949年下半年，华东地区的县、区、乡级政府机关遭游擊隊武装袭击达数百次，被游擊隊殺死的干部、民兵和親共人士不计其数，浙江就发生袭击案120余次，有1160余人被殺，其中乡以上干部350人。
• 劫掠基層政權的物資。上海易幟后的头几个月内，发生抢劫案数百起，其中6月份就发生持枪抢劫案190起，最多的一天发生14起抢劫案；苏北淮阴地区，3至5月共发生抢劫案60起；浙江仙居县在1949年5月至1950年1月遭抢劫达982次。
• 组织各种形式的爆破组、破坏队和突击队，专门破坏铁路、公路、航道、桥梁和邮电通信设施，抢劫商车、商船。在浙江，仅1949年7月就有23辆车遭劫，15座公路桥梁被破坏，浙赣铁路安华、郑屋等车站被袭击20余次，沪杭铁路上行驶的列车被炸毁7节车厢。沪宁、陇海铁路也经常遭破坏。
• 游擊隊还進行暗杀、投毒。1949年5月下旬，上海剛易幟就接连发生暗杀解放军零星外出人员案件多起；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刚兼任上海市市长，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務就開始活動。同月，浙江宁波地区的游擊隊在解放军驻军的饮水、饮食中投毒，致使第222个连队饮水中毒，另有近200人发生食物中毒。
• 反共武裝也利用中共政府的招安政策，假意投降或倒戈，然後伺机重新反共。一些地方刚易幟时，反共勢力以“地下军”、“治安军”、“起义军”等名义争取接受改编，取得番号暗中扩大势力，有的冒充中共地下武装，有的则组织农会、自卫队，带领民眾反抗新當局的征粮征税，对抗与阻止中共的行政令。
• 利用一些地区的基层政权和群众组织初步建立，基础尚未稳固的弱点，派遣反共人員混進中共内部，或掌握领导权，或进行策反；一些反共勢力还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对中共地方武装中並不堅定支持中共的人进行收买拉拢，策动其變節和逃跑。1949年5至8月，中共浙江军区地方武装中被反共勢力策动變節者达300余人。

各地武装反共活動對華東新紅色政權威脅很大，也干擾解放军继续在正面戰場进行战略追击的部署。对于這些活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曾有預先部署，並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1949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在赋予人民解放军向江南广大地区进军任务的同时，就提出在“解放区”“应坚决地同一切暗藏的或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2月8日，毛泽东在致第二、第三野战军负责人的电报中指在新的形势下“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要求部队为开展城市工作和新区农村工作做好准备^[12]。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又指解放军进军江南后，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人民的政权和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解放军渡过长江后不久，毛泽东再次指当前全国的两大任务是迅速“肃清残余反动力量”与“有步骤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的建设”。“剿匪”是“肃清残余反动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又是保障实施“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的先决条件”。5月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注意防止国民党破坏，加强肃反和剿匪工作的指示》中强调解放军进军江南后，“国民党在我后方组织暴动，组织放火，组织政治土匪，组织暗杀，组织各项破坏工作，业已发现多处，甚为严重”，应引起全党的注意，大力加强肃反和剿匪的工作，“作出加强肃反和剿匪的具体部署，随即勤加检查，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奉命经营华东的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在部署战略追击的同时也为尔后在各新、老“解放区”开展反游擊隊的工作作了准备。1949年1月下旬，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拥护中共中央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的决议》中提出应充分做好向江南进军的各项准备，更好地在“新解放区”进行“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计划和危害人民利益的行动”。进军江南前夕，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集中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整训。针对向长江以南进军后部隊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重点学习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中共中央有关文件，以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等，為其指战员牢固思想。解放軍在抓思想政治建设的同时还加强了组织建设。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番号的决定，华东野战军于2月上旬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所属部队统一整编为第7、第8、第9、第10等4个兵团（共15个军，2月中旬增编第32军，共16个军）和1个特种兵纵队。华东军区所属的各级武装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组建，3月至5月，除尚未易幟的福建外，该军区下辖的各级军区和警备区等部队相继成立。其中有，山东、浙江2个二级军区和上海、南京2个同级的市警备区，苏北、苏南、皖北、皖南、胶东、渤海、鲁中南7个三级军区（胶东、渤海、鲁中南3个军区均属山东军区建制），以及军区海军和各军区警备旅，警卫旅等。整个华东地区，包括野战军和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20多万人，成为执行继续正面追击作战和後方进剿反共武装等战略任务的主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华东军区领导机关与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于1949年6月中旬合并，并称“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仍保留各自番号），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张云逸、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两个领导机关合并后使军区和野战军的部队得以更好地统一调配使用。

进军江南以后，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针对追擊国民党残余军队、接管城市、新区农村工作和“剿匪”等任务将同时展开的特点，组织部队继续开展了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内容的“形势任务教育”，要指战员“明确肩负的战斗队、工作队双重使命”，还组织学习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和有关城市工作和新区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增强部队的政策纪律观念。此外，各部队在遂行追击作战等任务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对当地的社情和反共活動情報、以及江南水网、山地和沿海岛屿等复杂地形进行调查研究，初步摸索了处理游擊隊与继续追歼国民党残余军队、参与新区农村工作和城市接管等工作关系^[11]。

1949年4月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以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并用的方式，处理华东各地国民党及地主的反共武装，并有步骤地清理各地反共势力。指示还提出，对反共武装人员应区别对待，对首脑“依法处理”，对“受胁从者”“从宽”，对“有立功表现者”给予奖励，并以政治瓦解为主、军事行动为辅，逐步达到消除其影响的目的。根据这一部署，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南进、继续追击国民党军的同时，也在中共新控制区和部分反共势力较活跃的“老解放区”展开了不同规模的清剿行动^[11]。

在山东，4月2日重新组建的山东军区正式成立后，随即部署建军和清剿工作。4月中旬，鲁西南曹县、复程、单县、成武四县交界地区发生由“中央无极圣道”等会道门组织的武装活动，随后被解放军镇压。为加强后续行动，解放军山东军区于4月18日召开夏季防务与清剿会议，确定重点区域为津浦、陇海、胶济铁路沿线以及部分“新解放区”。铁路沿线由渤海、鲁中南军区和昌潍特区警备机关所属县区武装负责警戒；在“新解放区”，则组织工作队开展群众工作、侦察情况，并结合地方力量实施清理。5月11日，山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关于夏防剿匪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武装活动频繁地区建立统一指挥机构，划定“清剿区域”，打破县界、区界限制，防止反共武装人员流窜。此后各地相继召开会议，设立指挥部，展开行动。鲁中南军区以警备第13、14、16团全部以及第17团、第6军分区第1团一部，并配合公安武装和民兵，在郯城、临沭、临沂、日照等地行动，并在苏北军区配合下对陇海铁路徐州至海州段沿线触发了一次较大规模战役。胶东军区除对“老区重点地区”继续行动外，也在胶济铁路两侧的“新解放区”展开分散部署。两个月内，山东全省共消灭反共武装和特务人员2200余人，公开活动的较大股力量基本被压制。

在皖北，4月中旬成立的皖北军区为保障渡江战役支前工作顺利进行，首先在皖西和皖豫边界等反共势力较集中的地区进行重点军事行动。警备第2旅第6团与六安军分区武装协同，在霍邱、六安、霍山、金寨等地与反共武装激战，两个月内1000余反共武装被消灭。阜阳军分区继4月平息洪河沿线会道门武装暴动、处理颍上与霍邱边界武装之后，5月中旬又在蒙城境内击败反共武装天国第九路军，杀死、俘获李洪奎以下1000余人。宿县军分区平息了南平集、杨柳集、西冲疃等地的会道门反共武装活动，安庆军分区也镇压了宿松二郎庙、太湖徐家桥等地数千人规模的会道门武装暴动。到5月底，皖北全区共消灭相关武装约4000人。6月上旬起，皖北平原地区又展开新一轮军事行动。解放军各部队采用快速机动、连续追击的方式，逐步压缩反共武装的活动空间。巢湖军分区基干团等部在肥西吴山口消灭百余人，后又在防虎山、孙大郢、东湾等地连续打击多股反共武装；阜阳军分区部队在洪河沿线接连击败数股地方武装；警备第6团4个连在霍邱南江店子与反共武装淮河挺进支队千余人遭遇，经作战后将其击散。经过连续打击，平原地区的较大股反共武装不再敢公开集中活动，多数转入分散潜伏。解放军部队遂调整办法，采用化装、便衣和夜间行动等方式继续分散搜捕。仅6月至8月三个月内，全区共处理相关人员8800余人，皖北平原的大股反共武装基本被消除，同时对大别山外围叶集、麻埠等要点形成控制，进一步压缩了大别山区外围反共游击队的活动空间。

皖南方面，皖南军区于5月上旬成立后，即把清剿反共势力和国民党特务网络列为重点任务。在中共地方政府配合下，各级先后成立“清剿委员会”，并从党政机关、学校和部队抽调数千名干部、学员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运动，为军事行动提供配合。池州军分区独立营在至德县昭潭、青山一带与中国人民自救军皖赣边总指挥部反共武装爆发冲突并将其消灭；宣城军分区部队在警备第4团一部配合下，于4月上旬镇压了京沪杭反共救国军第4纵队第2大队在宁国县云梯、狮桥等四乡组织的反共武装暴动；徽州军分区在歙县、祁门等地也对地方反共武装实施打击。该阶段，皖南地区共消灭约2000人的反共武装。

苏北地区在4月已由部分地方武装先行展开对反共武装的镇压行动，到5月共镇压170余人，缴获枪支730余支。6月中旬起，解放军又以淮阴军分区为基础，会同鲁中南第5、第6军分区和皖北宿县军分区，组成苏鲁皖三省联合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山东军区警备第31团、淮阴军分区特务团及11个县大队共25个连，在沭阳、睢宁、邳县、灌云、郯城、兰陵等九县交界地区实施清剿。半个月内，公开活动的较大股反共武装力量基本被消除。

苏南地区自4月下旬起，刚渡江进入江南的苏南军区部队在承担接管城市等任务的同时，也抽出兵力镇压地方上的反共武装。担任丹徒、溧水、句容、江宁、高淳等县任务的两个团，以连、排为单位采用拉网搜索办法，镇压了江苏联防支队司令部等多股反共游击武装。一个月内，全区共镇压3810余人。5月25日，解放军苏南军区颁布命令，要求各地成立专门指挥机构，并按照先陆地后湖泊水网、配合夏收夏征的思路，继续推进清剿。经华东军区批准，原华东警备第6、第7、第8旅番号撤销，其中4个团改编为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军分区警备团，另5个团和军区特务第2团拆分组建为27个县区总队和中队，以充实地方力量。7月初，苏南军区召开第一次清剿会议，决定成立太湖区剿匪委员会以及松嘉、澄虞、两溧、石丹阳湖等多个指挥机构，抽调11个营重点清理这些区域的武装力量。7月21日起，又会同浙江军区部队对太湖地区展开联合行动。到8月上旬，苏南全区又镇压了包括“民主联军”等在内的反共武装2670余人。

浙江方面，5月中旬进入浙江的解放军第七兵团在继续向浙东、浙西追击国民党军主力时，把清剿任务一并下达给所属部队。第21军、第22军等部在进军过程中处理了大批国民党游杂部队及地方反共武装。浙江军区成立后，于6月21日召开专门会议，决定由第21军62师和第35军重点投入行动。6月下旬，第62师在临海、黄岩、温岭等地展开清剿镇压，消灭1500余人，后又在温岭松门、缙云东北等地继续作战，消灭700余人。第35军进入浙中后也持续展开行动，到7月中旬共进行49次作战，消灭4997人。

除野战部队外，浙江军区和第七兵团还根据中共浙江省委有关决定，先后抽调6400多名干部和老兵会同地方干部及学生军，组成大批“武装工作队”深入农村承担建立基层党组织、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发动群众开展“反霸”和“清剿”等任务。考虑到地方武装基础较弱，解放军又从兵团机关及各部队抽调9个警备团和69个县大队的整套排以上干部，以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同时对原有地方武装进行审查整顿，重点解决“成分复杂”等问题。这些措施推动了浙江地区对反共游击队的镇压。5月至7月，浙江全省共镇压反共武装约2.12万人。

淞沪地区方面，5月下旬上海战事尚未完全结束时，国民党的反共武装特务活动已迅速出现。有的以“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先遣队”等名义接收国民党旧警察机构，也有人四处收拢国民党散兵和游勇，扩张特务组织。解放军新成立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结合城市警备工作，全面展开打击武装特务的军事行动，先后镇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治安军”“人民革命军江苏纵队”等反共武装组织。到7月底，淞沪地区共搜捕、收容武装特务及国民党散兵游勇1.5万余人。

根据后来的统计，这一时期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部队在继续作战和接管新区的同时，共处理各类反共武装约四万人。

第一阶段的战役期间，当时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还同时承担接管城市、经营新占领区、攻取沿海岛屿和进军福建等任务，尚未对清剿反共武装作出东南全区的统一部署，因此未能对各地反共武装形成更大压力。一些原本隐蔽潜伏的武装和特务组织遂由观望转向公开活动，重新集结残部，扩大组织，并吸引吸纳农民参加，使不少地区的反共武装扩大实力，有些地方还出现上升趋势^[13]。

与此同时，海上局势也矛盾尖锐。山东、苏北、苏南、上海、浙江和福建都拥有漫长海岸线和大量近海岛屿，其中浙江、福建及苏南海域岛屿多达三千余个。1949年夏，第三野战军向江南追击国民党军时，不少国民党散兵、地方武装以及地主、地方头目等逃往海岛，与各海岛上原有的海上武装结合，在沿海和海上持续进行破坏袭扰，对中共当局造成很大影响。

针对这些情况，中共中央华东局于1949年7月29日发出《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对活跃的反共武装问题给予足够重视，凡“新解放区”出现武装和特务活动的，都要迅速“发动群众”，组织力量有计划、有重点地加紧“清理”。8月6日至11日，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在南京召开“清剿工作会议”，总结前一阶段情况，部署下一步全区任务。8月9日，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首长下达《秋季剿匪作战命令》，决定在进军福建、夺取沿海岛屿和准备攻打台湾的同时，从野战军中抽调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在各共产党控制区有重点地展开全面“清剿”，首先处理主要的大股反共武装，以尽快稳定后方，并配合主力部队进行战略追击。

解放军的具体部署包括：由第24军71师、三野直属骑兵团和皖北军区地方武装统一归皖北军区指挥，重点清理以金寨为中心的大别山区，再视情况向皖北其他地区扩展；由第25军主力协同浙江建德、临安军分区以及皖南宣城、徽州军分区，重点清理浙皖边区杭州至歙县公路两侧，再视情转向浙赣边区；由第35军为主，在浙江军区统一部署下清理钱塘江以南浙闽赣边区及浙江沿海地带，先以绍兴、金华、衢州地区为重点，确保浙赣铁路杭州至上饶段交通安全；苏南军区则集中12个营，在华东军区海军部分炮艇、登陆艇配合下，重点清理太湖地区；苏北军区和山东军区则重点清理苏鲁交界、陇海铁路徐州至连云港段两侧以及苏皖边区，其他地区按实际情况分别组织行动。

8月10日，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下达《关于剿匪政治工作的指示》，提出以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并用、以政治瓦解为主的方针，政策上实行“首脑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并把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者结合作为总原则。9月上旬，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发布布告，宣传清剿的意义、任务和有关政策，号召军民协力处理特务和武装问题，同时敦促相关人员放下武器。此后，华东军区又公布《关于惩治土匪暂行条例》，对不同身份、不同情节者规定了处理办法，并明确“悔过自新”和“立功人员”可获“宽大处理”。

在陆地武装活动加剧的同时，海上相关活动也明显增强。1949年10月下旬，解放军在闽南金门战役遭击败、11月初浙东登步岛战斗失败后，海岛的国民党军及海上反共武装更加活跃，加紧组织海上游击活动和对大陆沿海的袭扰。台湾当局对此十分重视，在舟山、大陈、金门、马祖等岛设立训练基地，对这些力量不断整编和训练。在国民党方面策划和控制下，海上反共武装持续进行破坏活动，给中共在沿海地区造成严重压力。因此，清理海上武装也成为解放军华东地区后续清剿中的重要任务之一。按照部署，自1949年8月27日起，承担任务的部队陆续进入各清剿区域，华东地区的大规模行动由此全面展开。

皖北是华东大陆反共武装活动较重的地区之一。虽然自4月以来已取得一定进展，但较大的武装集团仍未受到根本打击，尤其是与湖北、河南交界的大别山区问题更为突出。1949年5月，白崇禧为在大别山区开辟“第二战场”，任命曾任国民党军中将师长的汪宪为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兼相关行政机构负责人，统一指挥鄂豫皖边区的反共武装力量。汪宪潜入皖北金寨县白水河后设立总司令部和行政机构，又建立18个县政府和若干区、乡政府，并把大别山区各股力量整编为14个支队，共1万余人，其中皖北山区内约有7个支队、8500人，活动于金寨以及六安、霍山、岳西交界地带。对此，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决定将皖北大别山区列为重点区域，并按中共中央华中局意见，与华中军区共同组织鄂豫皖边区“剿匪工作委员会”及“剿匪指挥部”，由王树声统一负责，协调鄂、豫、皖三省边区行动。8月上旬，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决定自9月初起展开清剿，争取半年内解决大别山区主要的反共武装问题，并把行动分为三步：先以军事打击为主，配合政治攻势，集中处理主要力量；再在初步发动群众运动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继续军事清理；最后深入发动群众运动，全面搜索散在和潜伏人员，完成善后。

在东线即皖北方向，由梁从学、何柱成统一指挥解放军第24军71师及皖北军区警备部队、六安和安庆军分区部队。9月5日，东线部队依照统一部署，向金寨地区推进。当地反共游击武装为躲避打击，采取分散隐蔽、夜间活动、进入深山密林等方式。解放军随即调整办法，以大山为重点实行追击、清查和驻守相结合，控制要点，建立封锁线，并以连、排为单位分散行动，白天搜山、夜间巡逻，机动作战，同时加强政治争取和分化工作。至9月20日，东线部队已消灭近800人，并占领金寨县城附近机场，切断其与台湾中华民国的空中联系。9月下旬，第71师213团在白水河摧毁鄂豫皖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汪宪、樊迅、袁成英等人率部撤退，后在中共军警持续搜索下相继被捕。到10月底，东线第一步任务基本完成，共镇压6700余人，缴获大量枪炮。11月起，东线转入第二步，以政治争取为主，同时继续军事行动，并配合北线、南线在三省边界实施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封锁，严控山口和通道，以班、排为单位分区清理。至12月底，郑荣波、张天合等反共武装头目相继被俘，潜伏山区人员陆续下山缴械。1950年1月开始的第三步，则重点转向发动群众运动。解放军各部队通过“群众会议”、“个别访问”、张贴标语和布告等方式反复宣传，并组织工作队深入农村建立基层政权和民兵组织，开展“减租”、“反霸”和土改。承担浙皖边区任务的解放军第25军于1949年8月下旬进入皖南。军部及特务团赴歙县、绩溪地区，第75师224团驻宁国，第74师221团驻贵池、至德，分别协同徽州、宣城、池州军分区，镇压杭州至歙县公路南段两侧及周边地区的反共武装活动。自9月2日起，解放军全面展开行动，至11月底，先后对人民自救军皖边区指挥部等多股反共武装实施进攻，共消灭洪国顺以下1500余人。

苏北地区经过1949年4月以来的行动，一度趋于平静，但随着长江以南广大地区陆续易手，原先外逃的国民党人员又开始回流，加上国民党方面有计划地向苏北派遣武装力量，该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据统计，8月时全区共有75股、1300余人的反共武装。8月20日，解放军苏北军区召开会议，决定在全面清理基础上，把苏鲁边区和苏皖边区作为重点，并与山东、皖北有关军分区组成联合指挥机构统一行动。9月中旬起，各部队展开行动，到10月共镇压33股、678人，大部分地区的较大股武装基本被消灭。此后，全区开展以搜索散在和潜伏人员为主要内容的冬防工作，建立冬防小组5863个，整顿和发展民兵18.8万余人，形成“群众性清查”态势。到年底，又抓获散在和潜伏反共武装人员420余人。

苏南的情况比苏北更复杂，共有大小反共武装200余股，约1.4万人，主要活动于太湖及苏州、松江等地。8月17日，苏南军区发布秋季作战命令，要求在9至11月内基本处理境内较大股的反共武装力量。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又命令第9兵团协助：第20军派部队与苏州军分区在嘉定、太仓、昆山、常熟地区行动，第27军接替松江军分区警备团防务，使其集中投入清剿；华东军区海军抽调部分炮艇、登陆艇归太湖清剿指挥部指挥，负责湖面巡逻、侦察和配合打击。8月下旬，太湖指挥部组织全面行动。各部还按照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要求开展宣传，并在地方政府协助下建立农会、渔业协会等中共群众组织。反共武装被迫分散并向苏浙边界逃散，进剿部队随即追击，并会同浙江军区采取机动分散战术，基本压制了太湖地区主要反共力量。与此同时，松江、常州、苏州、镇江等地的行动也取得进展。三个多月内，苏南全区共镇压“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浙江陆军总司令苏浙边区独立旅”等反共武装2470余人。

12月上旬，苏南军区召开冬防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行政区交界地带联防，消除空白点，建立群众情报网，继续收容散兵游勇，并结合“减租”“反霸”，推动群众武装自卫。各地随后对护路、护航、城市警备和分区清理作出具体部署，在茅山、澄锡虞、苏皖边区及松江南汇、奉贤交界处、宝山罗店、金山张堰与廊下等地设立“剿匪”或联防指挥机构。冬防期间，全区还组织30余万人的基层武装，负责站岗、巡逻和保护铁路、仓库等重点目标。到1950年2月，又镇压“太湖人民反共救国总队”副总队长华春晓以下196人，至此苏南较大的反共武装集团基本失去公开活动能力。

解放军浙江军区在5月至7月的行动中虽然镇压了反共武装2.12万余人，但全省局势仍未平静。反共武装人数由5月的4.3万余人增至7月底的约4.4万人。中华民国在策划支持下，在浙江设立了三个专署、20余个县政府，并计划建立7个游击区。针对这一情况，解放军浙江军区于7月29日下达8、9两个月的作战命令，把浙江全省划为4个“清剿区”：衢州、建德、金华为第1区，嘉兴、临安为第2区，宁波、绍兴为第3区，温州、台州、丽水为第4区，由第35军主力、第21军一部和10个军分区所属部队共8个团、4个营及76个县大队承担任务。8月下旬，第25军73师、75师陆续抵达建德、临安地区，使参加清剿的解放军野战部队增至13个团另3个营。

9月中旬，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在杭州召开，明确把清剿反共武装列为全省首要任务，强调继续坚持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者结合，并要求党政军民密切协同，争取在一年左右基本清除全省有组织的反共武装和特务。解放军各部随即展开行动。台州地区的第21军62师会同地方武装合围山区反共武装，先后镇压“浙东反共自卫军第1支队”等20余股反共游击队；第25军73师、75师主力在浙西展开大规模合击，连续消灭“皖浙边区游击纵队”“忠义救国军”等主要游击队力量。仅两个月内，解放军在浙江全省共进行作战506次，镇压150股、9550余人的反共游击队，建德、临安、宁波等此前反共活动活跃的地区的一些县已基本不再有较大股公开活动的武装。

9月下旬，浙江军区根据形势变化重新调整部署，把宁波、绍兴划为第1区，温州、台州划为第2区，衢州、丽水、金华划为第3区，建德、临安划为第4区，嘉兴及杭县设为独立区，并把富春江南岸、磐安—仙居地区和四明山区列为重点。10月起，解放军各部展开新一轮行动。在磐仙重点区，解放军部队先以优势兵力实施拉网合围和重点突击，随后对被打散的反共力量采取多路搜索与普遍游击清理相结合的办法，同时派出“武装宣传组”深入山区、村庄和交通要道，开展宣传、政治争取和群众运动，压制了当地主要力量。第25军73师主力在建德、临安一带解决反共武装主力后，又组织40多个“武装工作队”深入乡村支持地方政府发动群众运动，开展“减租”“反霸”，建立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使小股的反共力量难以再立足。解放军第7军分区警备团第2营等部于11月1日在大港头地区合击地方武装，并于次日继续搜索，镇压对方多个大队和独立中队。12月27日，解放军第21军63师188团会同宁波军分区警备第2团，向象山县长街、大赖市一带实施进攻，消灭反共武装600余人。10月至12月，浙江全省共进行作战751次，处理120股、19332人的反共武装，绝大多数地区的大股反共武装已被打散或消灭。

1950年1月20日，中共浙江军区委员会召开第一届扩大会议总结前八个月工作，提出1950年中心任务是继续坚决、迅速地清除境内大股、散在和潜伏的“土匪”。为加强领导，中共浙江省委决定让各师、团、营负责干部参加驻地地委、县委和区委工作，以地方党委为核心组成统一指挥机关。此时，解放军第21军军部及所属第62、63师已转向浙东前线，准备参加舟山群岛作战；第25军也调往浙南沿海准备再战金门；第35军番号撤销，所属各师转归浙江军区建制，致使野战部队兵力由上一季度的15个团减少到6个团。浙江军区据此调整部署，各部继续行动。1950年1月至2月，全省又进行作战和搜捕800余次，消灭7550余人。

在福建，1949年7月，第10兵团率第28军、29军、31军进入福建，并于8月17日占领福州。8月25日，福建军区成立，由解放军第10兵团机关兼任军区机关。其后，第10兵团主力继续向闽中、闽南推进，到10月中旬基本消灭福建大陆的国民党正规军，并控制平潭、厦门等沿海岛屿。但在主力集中打击正规军的同时，各类地方反共武装迅速扩张。此时福建全省约有240余股、4万余人的各类反共武装，主要分布于闽北、闽西、各行政区交界地带和交通干线两侧，包括“福建前线突击队司令部”所属若干部、“中华民族自救军闽北指挥部”“闽浙赣边区民众自卫总指挥部”“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西纵队”等。这些武装频繁破坏道路桥梁、伏击解放军运输车辆和船只、袭击地方机关、杀死共产党干部。

面对这个局势，解放军福建军区和第10兵团在继续向闽南推进的同时，自1949年8月下旬起先后抽调第28军84师252团两个营、第29军87师261团两个营及部分地方武装，在闽北等地承担清剿和护路任务。但这些兵力已明显不足。中央军委10月25日致电华东局，同意福建省委和华东局建议，取消第10兵团原定进攻潮汕的任务，以便其在金门战后尽快部署福建全省的清剿工作。但由于10月下旬金门战斗失败，解放军第10兵团不得不把主要力量用于再战准备，一时难以再抽出更多兵力。在此背景下，中共福建省委于11月19日发出关于清剿问题的指示，强调福建全省党政军要把处理海上残余国民党军和清理反共武装、特务力量作为中心任务。11月下旬，福建省委又决定，从第28、29、31军及有关军分区抽调约7个团，重点清理上饶至福州、福州至厦门公路以及闽江沿岸等交通线两侧和政治、文化中心及重要产粮区内的主要反共武装。

根据这一部署，解放军第87师260团会同晋江军分区警备团等部，在南安、德化及晋江、惠安、仙游三角地带连续作战，镇压1000余人。进入闽北的第84师252团、第87师261团主力及建阳、南平军分区地方武装采用远距离奔袭等战术，消灭福建前线突击司令部暂编第4师等部反共游击军，并瓦解大量反共会道门力量。进入闽南龙溪地区的第31军91师272团及军直侦察营等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一个月内爆发72次作战，并于11月下旬、12月上旬和下旬先后进入华安、诏安、平和三座县城，镇压华安自卫团、诏安自卫团一部及闽南纵队两个连。至12月底，福建全省共镇压15438人的反共游击队，其中包括叶金泰、李鉴、张振等33名重要首脑。

1949年12月11日至23日，中共福建省委召开首届扩大会议，明确继续采取集中力量、重点打击最活跃的主要反共武装的方针。12月下旬，中共福建军区委员会召开第一届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强兵力，由原计划野战部队7个团增至近10个团：以第28军83师、84师及军部3个营进驻闽北、闽东北；第29军87师分赴闽中、闽西；第31军91师272团位于闽南，在各军分区警备团和县、区武装配合下全面展开行动。同时，还决定从各部抽调3000名班以上干部组成工作队，分赴各地协助地方政府发动群众，开展“反霸”“减租”，建立区乡政权、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使其具备武装自卫和协助部队维持地方治安的能力。

按此部署，解放军各部于1950年1月中旬起陆续行动。第87师师部率261团于1月26日、28日先后进入三元、永安，并继续占领明溪、清流、宁洋等县城，随即向山区和乡村退散的反共武装展开追击。第84师于1月下旬和2月上旬分别进入将乐、光泽等地，随后采取多路合围、重点打击和连续追击的办法，对游击队造成较大压力，镇压刘午波、廖英明、黄忠贞、叶成章、胡玉光等多名重要首脑。解放军第82师245团、第83师249团一部于2月分别镇压平潭、三都岛发生的“大刀会”反共武装暴动。到3月上旬，福建全省又消灭8000余人，并进入多座原由反共武装控制的县城和集镇，保障了主要交通线安全。

华东地区海上清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进攻近海岛屿上活动的反共武装，并打击海面活动的小股力量；二是反击从海上登陆、企图进入内地活动的反共武装。

这一阶段，对盘踞海岛的国民党军的进攻主要集中在浙江海域，并与第7兵团进攻舟山等沿海岛屿的整体部署相配合。首战是浙南温州湾洞头列岛。洞头列岛包括洞头、霓屿、状元岙、鹿西、大山等百余岛屿，王云率领的浙南行署绥靖军等数千人在岛上活动。10月7日，解放军第21军63师和浙江军区警备第1旅第2团奉命渡海行动。第63师189团于夜间由黄华码头起渡，一部首先在状元岙登陆，主力随后登上主岛，经过战斗先后摧毁中华民国的玉环县政府和浙南行署绥靖军司令部，并继续搜索残余反共力量。与此同时，进攻鹿西岛的解放军187团、进攻大山岛的188团、进入大门岛的警备第1旅第2团等也顺利完成任务。此战共消灭岛上反共武装约3000人，成为海上清剿的重要开端。此后，解放军第62师184团于10月24日渡海进攻南田岛，镇压当地反共武装170余人；第63师188团于11月进入大嵛山岛，毙伤、俘获125人。高塘岛等地的类似军事行动也先后取得进展。

华东海岸线长达9700多公里，解放军的海防警备压力极重。1949年11月11日，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前委在《关于对各地今后剿匪的指示》中指出，一些海上反共武装正企图通过沿海地区向内地渗透，与陆地潜伏的游击队力量会合并长期潜伏，因此要求沿海各军区加强海防警备，及时消灭登陆人员。各沿海军区因此采取以海防警备部队为主、地方武装和公安机关协同、并发动群众运动，加强警戒和处置。1949年12月27日，胡琏自金门派遣由230余名军官组成的“两龙游击队”，分两批在福建漳浦县将军岙登陆，企图进入内地发展。福建军区立即组织第31军91师272团及龙溪军分区警备部队，在漳浦、南靖、平和等地展开追击和搜索，到1950年1月10日将其全部镇压，并俘获其少将司令贺可泉。

根据解放军后来的统计，总的来看从1949年8月至1950年3月初，华东全区共消灭陆地和海上反共武装、特务力量6.7万余人。除福建、浙江部分地区外，山东、苏北、苏南、皖北、皖南等地较大的反共武装集团已基本被镇压^[11]。

经过第二阶段的大规模战役，山东、江苏、安徽等地较大的反共武装已基本被镇压，但从整体看，华东地区的局势仍未平静。由于解放军野战军主力还承担着进攻舟山、金门等沿海岛屿以及准备进攻台湾的任务，难以再抽调更多兵力投入地方；而中共的地方武装成立时间不长，有些地区尚未健全，独立作战的能力有限。与此同时，中华民国台湾当局为阻止解放军继续向沿海推进，并破坏新建立的中共地方政权，也加强了对华东反共武装和特务网络的整顿与联系，不断派遣华东当地出身的军官、特务和武装骨干潜入内地充当首脑和组织者，扩充地方网络。因此，各地反共武装活动仍相当活跃。到1950年3月初，华东地区陆上尚有700余股、约5.7万人的反共武装；一些原已被打散的残余力量重新集结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其中福建、浙闽边、浙闽赣边及沿海地区尤为突出。此外，海上的反共武装力量也在加紧配合大陆活动。1950年5月舟山易手后，海上反共武装主要依托闽、浙沿海岛屿，经常向苏、浙、闽沿海一带派遣人员，以分散潜入或武装登陆的方式进入内地，输送骨干、武器和补给。据1950年3月至6月的不完全统计，海上武装在华东沿海登陆袭扰达155次，潜入内地者超过3700人。

针对这一局面，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前委于1950年3月8日发出《关于剿匪警备工作的补充指示》，决定以福建和浙江部分地区为重点，开展以消除成股反共武装为目标的清剿。其主要要求是在福建、浙闽边、浙闽赣边等活动活跃地区，集中必要兵力组织联合清剿，先处理较大的武装力量，再实施重点驻守和分区控制，同时发动群众运动和开展地方工作，以建立和巩固地方武装，使其具备独立承担治安和清剿任务的能力；在已经发现散在反共武装人员重新集结的地区及时组织精干部队进行搜捕；特别加强行政区交界地带、交通干线两侧以及兵站、仓库、工厂等重要目标周围的防控；在苏、浙、闽沿海地区，则重点部署清剿与肃特工作，切断陆海之间的联系。

这轮重点“清剿”主要采取划区包干的方式实施。解放军按照“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结合的原则，在冲突激烈地区，以主力部队为主，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在一般地区，则以地方武装为主，民兵协助，主力部队在必要时支援。“重点清剿”进行了三个多月后，形势又发生新的变化。1950年6月下旬，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台北中华民国当局再次提出“反攻大陆”，并持续派遣武装人员由海上进入大陆，与内地反共势力相互呼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此前已陷入被动的游击队又乘机活动，局部地区甚至有所扩张，例如浙江一地即增加了5000余人。

为进一步加大力度，解放军华东军区于1950年8月上旬召开“清剿作战会议”。会议提出在“重点清剿”阶段要把军事行动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把“清剿”与“反霸”结合起来；在战术上不能照搬正规战打法，而应针对反共游击队武装活动分散、流动、隐蔽等特点，采取长期驻守与分散清查并用、灵活运用奔袭、合击、伏击、搜捕等方式；在政策上继续实行“首脑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以“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逐个解决”。8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又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清剿”，争取到1951年春季镇压华东大陆较大的反共武装。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军事行动，山东地区较大的反共武装已基本消失，残余力量主要分散潜伏于山区、湖荡、交通线两侧及偏远地带，并伺机进行游击性破坏。1950年4月中旬，解放军山东军区司令部发出补充指示，要求在特务活动较多的地区加大清剿力度，组织重点联合行动。各军区、军分区在抽调部队清理重点目标的同时，还组织小分队和便衣武装，以分散对分散、以隐蔽对隐蔽的方式侦察和搜捕潜伏人员，并结合群众运动发展民兵。6月，山东军区开展以夏季防务为中心的行动，共处理43股、746人的反共武装。9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再次联合发出指示，进一步部署联防清剿。随着各级协调加强，山东全省形成“群众性清查”态势，济南、徐州、德州等地连续破获多起企图发动反共武装暴动的案件，并抓获李华堂等重要首脑。到年底，山东全省又镇压201股、1960余人的反共活动。1951年1月，山东结合土地改革，对残存小股力量和零散人员继续打击，一度使局势趋于平静。但到2月下旬后，少量散在各处的人员又开始活动。2月25日，曲阜县石门寺遭袭，造成共产党的民兵和村干部11人伤亡；26日，又有反共游击队人员袭击胶济铁路郭店车站；4月，昌潍、淄博一带的益都、淄川、桓台、临朐四县交界处又发现7股活动。对此，华东军区于5月5日下达指示，要求必须认识到潜伏人员问题的“顽固性”、“复杂性”和“长期性”，防止“麻痹松懈”。山东军区随即召开会议部署落实，各地党政军当局协调行动，自上而下建立以党委为核心的治安与“清剿委员会”，在重点地区还设立专门指挥机构，把“群众动员”、军事清查、侦察破案结合起来。到6月底，山东全省又镇压550余人，公开活动的武装基本消失，潜伏和分散力量受到明显压制。

1950年初，皖北、皖南遭遇春荒，同时，解放军第25军3个团和第24军71师分别调离皖南、皖北，使兵力减弱。残余反共武装乘机重新活跃，并发动对新政权不满的民众加入，原本分散潜伏的人员逐渐转向半公开甚至公开活动，有的袭击中共区、乡政府，有的借春荒鼓动灾民夺回被征走的粮食。据不完全统计，仅3月皖北就发生抢粮案件数百起；到4月，皖北反共武装增至3900余人，皖南也由年初不足200人发展到五六百人。对此，解放军皖北军区与皖北行署联合调整部署展开重点清剿。地方武装和民兵一方面配合部队行动，一方面组织保仓护粮。到5月底，全区镇压约2000人，抢粮案件逐渐减少。皖南军区也于3月20日发出指示，要求把清剿成股反共武装作为重点，打击借灾荒宣传和拉拢灾民加入的活动。5月初后，解放军各部加大力度，徽州军分区先后10余次镇压相关反共武装暴动；宣城军分区在郎溪、广德山区多次合围作战，镇压首脑15人、成员150余人，使一度上升的反共游击活动被压制。7月上旬，皖南军区又调整部署，在坚持重点清剿的同时兼顾面上控制，并把清剿与土改、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发挥民兵和公安的作用。到10月，皖南公开活动的较大股反共力量已基本消失。8月上旬，中共皖北区委和皖北军区鉴于阜阳地区冲突严重，决定组织一次集中行动。部队针对成股力量采用合围、奔袭等方式，对行踪不定、时聚时散的游击队力量则组织小分队和武装工作队昼夜出击；对散在和潜伏人员则利用其社会关系开展搜捕。到8月底，该地区较大股反共力量基本被消除。1950年全年，解放军皖北军区共进行作战61次、搜索行动1402次，镇压6828人；皖南军区镇压2300余人，其中包括170余名重要首脑。到1951年1月，皖南地区较大的反共武装已基本镇压消灭，皖北尚有5人以上成股活动者126股、约2240人。皖北军区遂于2月25日发出新指示，要求集中力量继续推进，争取4月底前基本消除各类成股反共力量，之后转入经常性治安和“肃特”工作。3月20日起，皖北各地在公安武装、民兵和群众配合下再次展开大规模行动，到月底共进行作战18次、搜索468次，消灭周醒民、岳岐山以下1860人的反共游击队，基本完成对成股反共武装的清理。

1950年初，苏北、苏南地区的一些反共势力也因为春荒严重、灾民较多，连同会道门、地主豪强和其他反共力量，组织灾民抢夺被当局征走的粮食，并袭击基层机关。1月至4月，苏北发生抢粮事件120余起，共产党损失征走的公粮近200吨，40余名人伤亡；苏南3月发生反共武装暴动案件15起。对此，中共苏北区委和苏北军区于4月初联合发出指示，要求整顿民兵组织，开展群众性清剿运动，限期处理成股反共力量。苏南军区也于4月中旬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加强对清剿和肃特工作的领导，并普遍组织便衣武装活动，发动群众运动综合运用游击清查、搜索和破案等方式。随后，各专区、县、区普遍建立“剿匪治安委员会”，整顿和发展基层武装；各军分区抽调必要兵力组成工作队，深入湖泊、草荡和偏远地带驻守搜索，并与公安、人武部门配合开展便衣侦察。泰州军分区根据沿江地区特点，组织仪征、江都、扬州、六合四县联防，派武装小分队配合水上公安经常巡逻江面、检查船只，并与南京、苏南、皖北等地建立联系网。驻崇明岛的第102师则派出工作队，协助地方建立28个情报组织，破获反共案件17起，对当地游击队的潜伏网络形成打击。朝鲜战争爆发后，苏北一些逃亡地主、豪强返回乡间，甚至公开组织政权。苏北军区遂会同地方公安成立“剿匪治安委员会”，解放军各军分区也相继调整力量。各地抽调精干武装组成武工队和“剿匪班”，结合夏征、秋收、防汛等中心任务，在公安部门配合下，以侦察破案为主分散活动，并普遍加强群众性情报工作。苏南军区于9月中旬又下达秋季部署，要求结合秋收、秋征、“减租反霸”和土改，发动基层武装，形成持续性的“清剿”与“肃特”运动。到年底，苏北军区镇压1600余人；苏南军区镇压253股、3800余人^[2]。

1951年1月，苏北军区又对全区武装重新调整，明确把“清剿”与镇压反革命等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并加强与山东、皖北、苏南等地联防联剿，实行责任制，堵塞空隙。针对活动特点，还建立了海防情报分站、小组和观察组。3月下旬起，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发动群众检举线索，民兵、武工队和“剿匪班”统一行动。淮阴军分区发动数万民兵对洪泽湖、灌云草滩等复杂地形展开全面搜查；泰州军分区则派便衣侦察组赴南京、上海、无锡、芜湖等地，在当地驻军和公安配合下追捕潜逃的武装游击队人员，连续破获5股外逃的反共游击队力量。半年内，全区又镇压1660余人。苏南军区则在1月的会议上强调继续实行包查、包剿、包清的责任制，广泛组织武装工作队，与地方党委、政府、公安和人武部门密切协作，组织民兵建立情报网推进全面清剿。除原有苏浙皖边、淀山湖、茅山3个联防指挥所外，又增设武丹、澄锡虞、三沙等指挥机构。各级指挥人员深入基层，并开展游击队相关家属工作，宣传政策，迫使在外人员自首。1951年1月至3月，全区镇压80股、1000余人的反共武装。入夏后，又结合夏防、夏种，按水上重于陆地、边远重于中心的原则，组织大批便衣武装工作队发动群众运动开展全面行动。4月至6月，又镇压92股、1600余人。至此，苏南境内成股活动的反共武装已基本被消除。

1950年初，原在浙江执行任务的解放军部分野战部队陆续调离，残余反共武装乘机扩张，其数量由1月的8500余人上升到3月初的1万余人。根据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关于重点清理成股力量的要求，浙江军区组织部队开展集中进剿。3月全省进行了160多次作战和570多次搜索，镇压1831人。进入4月后，各部按4、5、6三个月的指示继续推进，强调防止”轻敌“和”松懈“。4月至5月，解放军各部共进行作战和搜捕1720余次，镇压“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杭嘉湖纵队指挥部”“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第2大队”等40余股游击队，打击章厚隶、王中炳、唐金国等87名大队长以上首脑，其余人员3680余人。6月，浙江全省又进行200余次作战，处理20余股、2730余人。1950年5月舟山群岛被攻占后，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决定驻浙野战部队在海防和战备任务之外，继续以足够兵力承担浙江清剿工作。6月下旬，中共浙江军区委员会召开第二届扩大会议，根据上半年经验增加兵力：除原有部队外，又调第21军主力重返浙南，调第22军65师、66师进驻穿山半岛和象山半岛，第23军67师归第21军指挥，担负天台、宁海、新昌一带任务。各部随后陆续展开行动。8月5日，第22军66师198团从舟山渡海抵达象山港，在宁波军分区警备力量配合下，对象山地区的游击队武装展开清剿。反共游击队随即化整为零潜入山中，198团与地方武装组织多路清剿队在蒙顶山、东搬山一带昼夜搜索，半个月内俘获其6个大队中的5名大队长；8月23日，又在静家山俘获少将副司令宋钧年等人，共处理1000余人。第21军61师在温岭、黄岩、乐清一带划分东、西、南三个区域分头推进，到11月已进行60余次作战、300余次搜索，镇压1500余人。第23军67师则在行动中结合运动群众，从中获得线索以带路搜查，一个多月内镇压1100余人。据统计，1950年7月至10月，全省共进行作战673次、搜索6502次，镇压15799人。

到这时，浙江大陆较大的反共武装已大部被压制，但部分小股力量仍分散潜伏活动。11月中旬，解放军浙江军区召开高干会议，要求各部防止”急躁“和”松懈“。第21军随后组织警卫营及黄岩、临海县大队，于12月中旬发动民兵对临海、黄岩以西地区展开全面搜索并开展政治争取，捕获金绍达、符庭秀等13名重要游击队首脑。11、12两个月，浙江全省又处理6452人。

1951年1月17日，陈毅致电毛泽东，报告华东军区关于保卫厦门和清剿工作的部署，提出闽、浙两省应加速完成任务，以便集中兵力应对台湾方面可能的反攻行动。毛泽东随后同意，并要求浙江军区抓紧推进。浙江军区于是根据各地情况，采取全面展开与重点清理并行的部署，在战术上灵活运用集中对集中、分散对分散、搜索隐蔽和追击流动等办法，并强调重点抓捕首脑。2月中旬和3月下旬，解放军第22军、第21军先后因海防战备需要解除清剿任务。浙江军区随即调整力量，将原第35军所属3个团和军区警备团，会同温州、台州、丽水军分区警备团及沿海基干武装一部，整编为第103师、第104师和第105师，接替象山港以南至镇海关的海防警备和清剿任务；内地则以各县独立营为骨干，配合民兵继续行动。1951年1月至4月，全省又镇压4800余人的游击队。4月下旬，浙江军区召开作战干部会议，总结经验，研究改进办法。5月18日，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政府和浙江军区司令部联合发出指示，强调肃清内地潜伏力量的关键，在于发展”群众性清剿运动“，以县区部队、警备团、公安武装和临时组织的武工队为骨干，分散进入重点地区，支持民兵进行分区清查，发现线索后立即追捕和侦破。指示还要求各部积极参加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推动县、区、乡、村建立统一的”清匪治安委员会“。此后，各地陆续建立相关机构，沿海还建立海防治安委员会，部队抽调3000余人组成316个武装工作队，深入乡村发动群众运动。5至6月，全省又镇压1630余人，内地5人以上集团活动的反共武装至此基本肃清。

1950年初，作为解放军最晚进入并且接近台湾的省份，以及由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仍在中华民国控制，福建仍是华东陆地反共武装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共有200余股、约3.5万人，占华东大陆总数的六成以上。为加强该地力量，华东军区于2月上旬命令驻山东的第32军南下入闽。3月下旬，第32军抵达闽北后，福建军区重新调整部署：原在闽北执行清剿任务的第28军84师及第83师1个团转入备战，待命参加再战金门，其原先担负的任务由第32军接替；同时以第31军侦察营归龙溪军分区指挥参加当地行动；还从主力部队抽调800名干部和27个建制连补充地方武装，并要求各地在建立基层政权的同时组织民兵。

4月至7月，福建全省共镇压9943人，杀死胥澄治，俘获李永清、黄士亮等重要首脑。7月上旬，中共福建军区委员会召开第三届扩大会议，对新一轮行动作出安排：在军事部署上实行重点和面上结合，在战术上强调猛打、穷追、挖根和连续进攻，在方法上则指定区域、对象和兵力，统一指挥，包打、包查、包做群众工作，限期完成任务。据此，福建军区把全省划为10个重点清剿区，调集第32军95师、96师及军区教导团、警卫营、侦察营，第29军87师，第31军91师272团，第24军72师216团等约12个主力团，会同各军分区警备团担负任务。

8月起，解放军各部进入重点区域。第95师285团于9月初进攻松溪仙山、乌老山区的相关武装，经10余天搜查，消灭“闽浙赣前线突击司令部暂编第3师”6个多连。第72师216团在尤溪地区先集中兵力打击其主力，随后结合政治争取和群众运动，一个多月内镇压游击队某纵队司令以下900余人。10月5日，第95师283团以8个连进攻建瓯梨山、莲花山地区，经过合围封锁和10余天搜索，镇压“暂编第4师”及其所属数部，俘获郑长吉、郑长兴、张延锦等首脑。第5军分区指挥第260团和警备第5团，在10月俘虏刘子宽并全歼其指挥部。第8军分区又指挥第259团和地方武装，在上杭皇庆山及闽赣边地带连续四次围剿，镇压林汉祥以下300余人。与此同时，各部也加强政治争取，并纠正对被俘人员”过宽“的偏向。8月至10月，福建全省镇压10590余人，前四个重点区的主要成股反共武装力量已被基本压制。

不过，由于台湾方面继续通过沿海向福建大陆输送人员和物资，福建冲突仍然激烈。11月3日，中共福建省委在《对今冬明春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福建全省仍有约2万人的游击队活动于约20%的地区，因此”清剿“和”肃特“仍是”全省中心任务“，各地应继续贯彻“重点清剿、面上坚持”的方针，争取在冬春之间基本解决问题。福建问题也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50年11月17日，他在致陈毅、饶漱石的电报中指出，闽浙两省的清剿极为重要，特别是福建，必须投入足够主力全力推进，并与土地改革配合，争取在六个月内解决全部成股反共力量。11月22日，毛泽东在批语中又强调局势紧张时，必须限期消除成股武装，加快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镇压反革命活动，否则可能陷入被动。此时，原在福建担负清剿和海防战备任务的第24军、25军、32军94师、95师及炮兵第3师陆续调离或改任他务，第29军番号撤销，所属部队改归福建军区。鉴于当地冲突剧烈，中央军委决定推迟原定再战金门的计划，以便集中力量镇压福建各地的游击队。

为落实这一要求，中共福建军区委员会和福建省委于11月中下旬分别召开扩大会议，强调限期解决成股反共武装是全省“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各级党委和部队应做到重点清剿、全面控制和联防会剿结合。具体实施上，先以持续军事压力打击对方，“不给其喘息之机”；再结合政治攻势搜捕首脑、瓦解成员；最后结合“反霸”、土改从社会基础上清除残余反共力量。会后福建军区调整兵力，集中第82、87、91、96师以及第85师师部率253团、第83师249团等约5个师投入陆上任务，另以3个师承担海防和进攻海上力量，并从部队中抽调9280名干部和老兵组成工作队，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推进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解放军各部随后展开行动。11月中旬，第85师253团进入连城清风山区，会同龙岩军分区警备团对唐宗为首的力量展开清剿，针对其分散隐蔽于山林的特点，采取四面包围和重点搜查相结合的方式，并同时组织侦察人员深入群众宣传政策、侦察踪迹、展开政治争取。经过10余天搜索消灭400余人，并于12月5日俘获唐宗。随后又不到一个月，再镇压1000余人，连城地区局势基本稳定。11月21日，邵武卫坊区民兵配合第96师288团搜索散在人员时抓获曾长生。12月上中旬，第87师261团在清流地方武装配合下，于江坊、长校、四堡等地镇压江正清以下236人。11月至12月，全省共镇压7733人。

12月18日，解放军华东军区致电福建军区，要求对成股力量、散在力量和海上力量分别采取不同办法：在已被打散的地区，可暂时放缓，待其重新集结后再集中处理；在省、区、县交界地带尚有成股力量的，则要抓住跨区域联防会剿这一关键指定专门机构和部队统一筹划；对海上力量，除金门、马祖外，应组织得力部队配合必要装备，实施机动打击，使其无暇支援陆上活动。毛泽东随后将这一电报转发各大军区参考。此后，福建军区进一步与浙江、江西、广东等方面联系，组织跨省、跨军分区联防会剿，重点清理行政区交界地带活动力量。1951年1月12日，第32军96师287团对泰宁西南举凤山区行动，至15日俘虏严正。1月中旬，康明深在漳平县新桥召开八县首脑会议，成立“福建省反共救国统一行动委员会”，计划统一指挥残余反共游击队力量继续抵抗共产党。解放军253团、259团一部于1月18日向新桥地区发起进攻，到20日晚镇压张清以下450余人。与此同时，台湾中华民国当局又酝酿对厦门等地的大规模袭扰。毛泽东于1月13日、14日连续指示华东方面既要做好沿海防御，也要抓紧内地清剿，不得延误；华东军区随即再次调第25军和炮兵第3师南下加强晋江地区，并要求各部按期完成任务。

福建军区于是调整兵力，解除第91师和第85师师部的陆上任务，与原有海防部队共同担负厦门方向防御；同时继续加快土改。1月，福建全省又处理4741人，其中福安、闽侯等地区的主要成股游击队力量已基本消失。2月26日，毛泽东来电表示嘉勉，要求其继续坚持，到3月底以前肃清全省成股反共武装，如仍有残余，则交由地方武装和民兵继续清查到底。由于当局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并进，许多成股游击队力量已无法像过去那样公开行动，只得分散潜伏。解放军遂采取分散对分散、驻守与搜索并行的方式，同时依靠地方武装和民兵实行村村联防、查户口、设路卡、断粮道、挖耳目。2月15日，第287团在将乐、泰宁交界地带捕获廖其祥；2月20日，第85师253团1营在连城文区500余民兵配合下，俘获罗伯盛。2月福建全省又镇压5665人，到此已有41个县“基本解决”成股力量，18个县“接近完成”。毛泽东在收到报告后表示“极为欣慰”，认为福建1月、2月处理万余人成绩很大，要求继续努力。3月，各部又继续行动，先后消灭“暂编第3师”“福建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漳州军分区”等部，杀死黄雨定、王樵，俘虏朱树堂、吴金荣等首脑。3月福建全省又镇压3821人。3月中旬，福建军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决定继续贯彻清剿与土改、镇反等运动结合的方针：在残余成股力量仍活动的地区，以主力部队为主、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实施联防会剿；在仅有零散活动的地区，则以地方武装和民兵为骨干开展群众性清查。会后，主力部队转入集结备战，只留下5个团又1个营继续推进，并在德化、大田、永春、漳平、尤溪、永泰、永安、仙游等地组织联防会剿。各部贯彻“以清匪支持土改，以土改根绝反共势力”的思路，边清剿边参加土改、镇反和群众工作。4月至6月，福建全省又镇压2000余人。至此，福建大陆地区成股活动的反共武装已基本肃清。

在海上方面，根据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前委1950年3月8日有关“加强沿海警备封锁、切断陆海联系”的指示，沿海各部加强了对登陆袭扰的打击。1950年3月中下旬，浙江军区连续三次击退较大规模海上进攻。3月15日，浙南突击第1支队1000余人在温岭松门地区分三路登陆，当地中共警备营和县大队在增援部队配合下反击，迫使对方撤退。3月16日，又有江浙人民反共突击军第6纵队300余人在黄岩金清港登陆，同时另一股400人奔袭头陀山。黄岩县大队和民兵坚持抵抗8小时最终将其击退，并击沉船只、消灭对方110余人。3月22日，370余人在三门健跳地区登陆，守军两个班在中队长指挥下双方激战10小时，并在援军到达后击退登陆部队。此后，山东、苏南、福建沿海也相继传出解放军成功阻击登陆的消息。5月13日，山东地区人民反共救国军第2纵队、山东敌后游击组104人在胶南大珠山附近登陆，当地解放军围追堵截，到17日除10人下海逃脱外，其余94人连同江振钰全部被镇压。10天后，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独立2支队50余人在苏南南汇沿海登陆，海防部队会同公安和民兵镇压39人。6月7日，漳厦地区游击司令部130余人由金门潜入闽南漳浦虎头山登陆，当地部队迅速围追，到12日消灭其80余人，其余少数人一度逃脱，后又于11月1日被抓获。

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当局进一步加强对华东沿海的袭扰，提出要在沿海“站住脚、往里钻”，并配合舰艇对沿海实施破坏。由于华东海岸线漫长、守备分散，加之不少地区政权基础薄弱，海防一度出现不少空隙。7月6日晚，吕渭祥部1000余人由南鹿山、北山两岛出动进攻洞头岛，7日分三路登陆。守岛部队因被迫撤出。两天后，解放军援军渡海重新进入洞头岛，登陆人员闻讯撤离。解放军付出较大代价，消灭对方200余人。为更有效应对海上袭扰，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于1950年7月20日发出《关于对沿海岛屿守备及海防剿匪警备工作的指示》，提出海防工作的基本方针是：重点阵地必须配置足够兵力固守，一般地区和小岛则以机动控制为主，在登陆部队来袭时给予打击并查明情况，有条件时再组织机动力量突然反击；对长期在海面活动或占岛的海上力量，则要主动组织进攻，以防其再度潜入内地。各沿海部队随后据此调整部署。

1950年11月20日凌晨，披山岛“江浙人民反共突击军”约1000人在炮艇掩护下分三路向玉环岛进攻，并迅速占领县城以南高地。当时中共玉环县人民政府仅有两个警卫班，县大队一面组织防御，一面向坎门守军求援。第21军61师183团两个连在退潮无法乘船的情况下徒涉10公里海峡发起反攻，守备部队和县大队也赶来配合，当天下午即重占玉环县城，登陆部队被迫撤退，共186人被消灭。1951年3月8日晚，“江浙人民反共突击军”等300余人乘炮艇和机帆船从浙东山岛出动，向高塘岛进攻。当地中共民兵首先阻击，对方随即改从岛南多点登陆。浙江第6军分区独立第5营迅速组织反击，并在民兵配合下夺取制高点。驻石浦的华东军区海军温台大队和浙江军区第105师314团3营又赶来增援，截断海上退路。次日，在各部合击下，除少数人逃入海中外大部被杀，共计212人。1951年4月、5月，温州、台州一带又连续发生10余次登陆袭扰，也都被守备部队击退或消灭。在这些战役中，地方民兵有时可以独立完成阻击。1951年3月18日，驻乌龟岛的武装数百人在军舰和飞机掩护下向莆田沿海三乡炮击，企图登陆，但遭到当地民兵抵御，最终在两小时后撤离。

随着舟山群岛被攻占，海上反共武装失去了一个重要前进基地，但仍占据华东沿海若干岛屿，继续袭扰大陆方面的航运和沿岸地区。为此，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决定抽调一定兵力进攻其活动的岛屿。自1950年6月中旬起，相关军事行动在华东沿海陆续展开。淞沪方向，6月15日，华东军区海军出动炮艇和登陆艇，配合淞沪警备区第98师293团一个加强营，进攻长江口南侧滩浒山岛。次日中午占领该岛，并在附近海面截获逃离人员，共处理近百人。随后，又转向嵊泗列岛。7月7日，第98师293团和294团一个加强营，在海军舰艇掩护下分乘渔轮进发，经过两天战斗，占领嵊泗列岛和崎岖列岛，消灭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1、第3纵队大部400余人。6、7月间，浙江沿海也连续展开若干岛屿作战。第21军63师一部进攻南韭山、檀头山，第62师一部清理道士冠、白果山、黄礁山和板机山等岛，第25军则以两个连进攻鸡冠山岛，分别取得一定战果。7月11日至12日，第21军62师186团两个营在海军温台大队配合下进攻披山岛，消灭江浙人民反共突击军瓯江指挥部、瓯江总队480人。7月15日，第25军74师222团一营又进攻北麂山岛，处理574人，并活捉李东闻等首脑。

福建方面，平潭县大队第1中队在第84师251团一个排配合下，于6月进攻屿头岛，镇压“福建海上保安第1纵队”一个中队。8月1日，第25军74师222团由浙南海上入闽途中，以一营进攻浮鹰岛，12日又进攻西洋岛，两战共处理118人。8月中旬，福清县大队渡海进攻江阴岛，俘获65人，并争取93名分散潜伏者自首，清除了该岛反共游击武装。仅6、7、8三个月，对驻岛海上武装的行动就消灭了2400余人，占领岛屿十余座。不过，由于部分岛屿易手后未能立即稳固守备，浮鹰、西洋等岛后又被游击队重新占据。1950年9月后，华东沿海又相继展开若干次岛屿行动，其中较重要的是菜屿战斗和南韭山、檀头山战斗。菜屿位于闽南古雷半岛以东，是海上力量经常作为向内地袭扰的跳板。第31军91师273团于11月8日夜间由古雷半岛南端起渡，分两路登岛，并利用炮艇控制海面、截断退路。经4小时战斗，占领全岛，镇压徐植卿、许金联以下61人。南韭山和檀头山则因6月占领后未设防而再度被占。12月15日，第22军64师190团和65师193团一部在海军舟山基地舰艇配合下再度发动进攻。南韭山方面，突击部队抢占制高点，随后逐洞搜查；檀头山方面，反共游击队一部试图乘船撤退，又被海上截住。此战共消灭中华民国国防部沿海工作队、浙江省海上挺进大队340余人，击沉多艘船只。到1950年底，华东全区解放军已攻占大小岛屿20余座，消灭岛上武装人员3260余人。到1951年1月，苏、浙、闽沿海仍有60股、11590余人占据28座岛屿。

除了登陆和占岛行动外，海上游击队还经常伪装成渔船、商船、民船在海面活动。对此，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指示海防警备部队和海军加强海上巡逻与机动清剿。随后，各地陆续组建巡逻船队、机帆船队和“渔业大队”等小型海上清剿力量，华东军区海军也抽调炮艇组成3个巡防艇队，分别配属第22军、21军和淞沪警备司令部。这些部队的船只存在老旧、武器性能有限的问题。1950年8月21日，第21军62师184团海防巡逻队在白沙山岛以东发现数只船只，经短促战斗消灭37人并缴获帆船2只；22日和24日，该队又在同海域消灭50余人。1951年1月30日，第22军64师192团一部分队乘两只机帆船巡逻时，在青门山岛附近遭遇海上游击力量，在海军炮艇配合下将其全部消灭。4月12日，温岭县大队在南韭山岛东南海域巡逻时发现4只机帆船，经追击后俘获船上32人。5月1日，一股乘渔轮和机帆船在渔山一带活动，被巡逻队拦截并击沉其中1船，处理20余人。

在福建海域，1951年2月1日，第28军船管团队4个班乘6只巡逻船出海，在湄洲岛东南及黄牛屿附近与海上力量交战，处理一个中队并缴获机帆船4只。3月26日，第83师船管第2大队在湄洲湾作战，消灭30余人并击沉1船。4月11日，十余人在蓬岐岛以东活动，第84师船管部队追至梅花与马祖之间海域将其全部解决。4月30日，第31军船管团第12中队又在海澄屿东南海域消灭20人。虽然海上巡逻作战规模通常不大，但共军也遭受相当损失。1951年5月13日，第83师侦察科接到报告称一股海上武装力量在东庠岛活动。巡逻队3艘机帆船立即出海追击，追上后遭对方依靠船大火强反击，致使巡逻队4人阵亡，多名负伤。最终双方直接靠上对方船只发生肉搏，15人被镇压并缴获大帆船1只。据统计，1951年上半年，海防巡逻部队在海上共作战33次，消灭369人，缴获船只26只。

根据解放军的统计，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对陆地和海上反共武装的重点清剿到1951年6月基本告一段落，共镇压各类反共武装势力11.44万余人，其中大队长以上首脑1500余人，基本消除成股活动的武装，也摧毁了中华民国台湾当局试图借助朝鲜战争爆发，依托地方武装和海上力量向大陆反攻的社会基础。

华东大陆境内较大的反共武装被基本清除后，仍有10人以下的小股力量和零散潜伏人员4000余名。残余人员多活动于行政区交界地带和偏远山区，零散人员则改换身份、隐蔽潜伏，有的借助社会关系掩护自己，有的渗入地方政权和群众组织，有的进入会道门组织，从事秘密破坏活动。与此同时，台湾中华民国当局以金门、马祖、大陈等岛屿为基地训练人员，不断通过海上和空中向大陆潜入，试图重新扶植内地反共势力，作为“反攻大陆”的内应。这些人数量少、目标小、活动分散，使得共产党的后续清查困难。随着大陆成股力量被基本打散，台北方面把更多注意力转向海上力量。在美军顾问协助下，台湾方面对沿海海上武装进行战术、技术训练，改善武器和船只，并提供较充足的粮食和经费。到1951年6月，浙江、福建沿海仍有18个纵队、8个支队、6个大队的反共武装，共约9530人，占据大陈、洞头、西洋、浮鹰等27个岛屿。除继续派遣人员向内地渗透外，国军还动用陆海空军，配合海上武装对闽、浙、苏沿海进行袭扰，企图切断共产党区的海上交通、物资运输和对外贸易^[2]。

针对这种变化，解放军华东军区于1951年6月28日向各军区发出《关于深入贯彻肃清散匪工作的指示》，指出整个工作已由大规模消除成股力量，转入细致、长期的清理散在人员阶段。文件强调，各部队应防止自满、松懈和疲塌情绪，根据各地情况继续组织搜捕，不给残余人员以重新活动的机会；今后的主要力量应由地方武装、公安武装和民兵三者结合，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地方工作，发动群众检举，开展经常性搜查。关于海上问题，文件则提出要有计划地加强领海巡逻和游击清剿，并在有准备的条件下进攻岛屿上的海上游击队，以配合沿海渔民、盐民和船民的组织工作，支持沿海地区镇压反革命和治安建设，巩固海防。根据这一部署，野战军有关部队陆续集结，转入整训和战备，同时在需要时承担机动任务；肃清散在人员的工作则主要由地方武装、公安武装和民兵协同负责。在华东军区统一指挥下，内地潜伏力量逐步被清除，与海上和空降人员的战斗也继续取得进展。

山东军区依据华东军区的相关指示继续推进清查工作。1951年下半年，山东全省处理散在人员290余人。进入1952年后，针对局部武装活动有所增加的情况，山东军区组织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公安继续加强行动。各县、区、乡以公安和人武部门为主建立或健全治安组织，在重点交界地带还成立联合治安委员会，统一领导清查。滕县、临沂、淄博、沂水等军分区组织民兵配合公安，对重点地区进行集中搜索；德州军分区则破获国民党中央部青年破坏组特务案。按不完全统计，1952年共杀死、抓获特务、反共武装等人员1195人，缴获轻机枪4挺及各类枪支2294支。1953年又进行了325次清查，破获3起会道门策划反共武装暴动案件，处理零散人员和会道门成员452人，山东地区的武装残余至此基本被清除。

经过第三阶段的重点行动，苏北、苏南已不再存在较大股反共武装，残余人员主要分散潜伏在江河、湖泊、草荡和县区交界地带，企图等待时机重新活动。为彻底清除这些力量，中共苏北区委、苏北行署和苏北军区于1951年6月下旬召开会议，总结经验，要求各级剿匪治安委员会继续加强领导，推动“群众性清查”。同期，苏南军区也召开会议，确定由武装工作队、情报站、民兵和公安三方面密切配合，并坚持“水上重于陆上、边远重于中心”的原则，组织太湖进剿指挥部。会后，苏南军区针对残余人员高度分散潜伏的特点，从各军分区和部队中抽调1280余名干部和士兵组成100个工作队，以沿海、沿江、沿湖和山区为重点，深入乡村发动群众运动、发展民兵、建立情报网，并在本区及与外省区接合部设立13个联防区，全力搜捕散在和潜伏人员。到1951年底，全区共处理289人。1952年上半年，部队整编期间，残余人员又有所活动。苏北、苏南军区重新调整部署，重点加强边缘、交界和问题较重地区的清查，并组织民兵联防。1952年10月27日，中央军委命令将苏南、苏北军区合并组建为江苏军区。江苏军区成立后，继续加强对治安与清查工作的统一领导。1952年江苏全省镇压700余人，1953年又抓获159人，其余89名人员也在1954年先后被捕。

1951年10月，中央军委命令将皖南、皖北军区合并组建为安徽军区，此后当地清查工作改由安徽军区统一指挥。1953年1月下旬，安徽军区出动9个连、省公安总队1个中队，以及阜阳地区公安大队直属中队和涡阳、太和两县公安队等力量，在数日行动中镇压了亳县会道门“白门”率领数百人在王楼乡、张大庄等地发动的反共武装暴动。

1951年7月28日，中共浙江军区委员会机关报发表社论，指出经过前阶段重点行动，浙江大陆5人以上成股活动的反共武装已基本消失，潜伏和零散人员仅剩540余人，但这些人多为立场坚定、活动隐蔽的人员，仍可能继续破坏；同时，海上力量也在设法偷渡与内地潜伏人员建立联系。因此，各级干部和部队必须防止“麻痹”和“松劲”。根据浙江军区统一部署，浙江各地以党委为核心，由区、乡人民武装部和公安部门统一组织党、政、军力量，广泛开展“群众性”清查与“保家运动”，普遍建立情报网，对潜伏和流窜人员，则以“武工队”为骨干组织民兵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追查线索，以侦察破案、远程缉捕、劝降瓦解等办法逐个处理；对活动于行政区交界地带的残余力量，则通过联防会剿堵死其活动空间。1951年8月，浙江军区召开高干会议，对内地清查作进一步检查和部署；军区还派员重点检查衢州、绍兴等地工作，并在10月上旬专门研究温州、台州、丽水交界地区的问题，组织以丽水军分区为主的统一指挥机构。经过半年努力，浙江全省处理散在人员1200余人。1952年，该区继续抓紧行动。6月5日，浙江军区根据整编后的实际情况，部署由军区2个警备营、5个警备连和第103师309团1个营，分别归有关军分区使用，承担机动任务；各专区、市、县公安部队则负责本地区治安清查，并配合海防部队执行巡查警戒。到1952年底，全省又处理大陆散在人员170人。

福建军区原计划在大陆成股力量基本清除后，集中兵力渡海攻打金门。1951年5月21日，华东军区致电福建军区传达中央军委关于暂不攻击金门的决定，并要求福建下半年集中力量加强海防和主动清理海上力量；对内地残余人员，则由地方武装和民兵贯彻镇压、歼灭方针，主力部队在必要时支援。为此，福建军区于6月下旬至7月上旬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前22个月的工作，确定下半年首要任务是肃清一切散在和潜伏人员，根绝残余反共势力以支援土地改革。7月26日，福建军区发布命令，明确总方针是：肃清大陆散在和潜伏人员与进剿海上力量、严密海防相结合，同时把继续镇压反革命、土改与清查运动结合起来，以清查促进土改，以土改根绝其社会基础。当时，福建全省仍有公开活动的散在人员800余名，多为长期活动、经验丰富、对抗性强的游击骨干；除持枪活动者外，隐蔽地下组织和会道门也数量不少，残余反共力量正试图控制、利用这些组织作为长期活动的依托。金门等沿海岛屿的海上力量也不断袭扰，试图向内地潜入并策应陆上残余武装。针对这些情况，福建当局以地方武装和民兵为主、主力部队一部支援，在各地组织村村联防，实施封锁；指定精干小分队游击、伏击，发动群众协助搜索；并在建瓯、将乐、邵武、南平、顺昌、寿宁、霞浦等县交界地带设立十余个小型联防会剿区。经过1951年7、8、9三个月的行动，全省共处理散在人员831人，抓获王仁峰等重要首脑。此后，通过群众性清查与“肃特”斗争，又将全璋琳等长期流动、隐藏较深的首脑俘获。

1952年6月8日，福建军区司令部在《整编后清匪治安工作指示》中提出，今后肃清散在人员的力量构成应以警备部队和公安武装为骨干，民兵为主体，并广泛动员群众参加，形成更普遍、更经常的群众性清查运动，争取从根本上消除残余反共势力。文件要求在地方武装整编和部署调整完成后，以军区2个警备团及各地公安武装为骨干，配合当地民兵争取在一两个月内消灭10人以上成股活动的力量，并结合公安机关侦察破案，对地下组织实施集中打击；同时由公安武装带动民兵，按地区实行包干负责，做到哪里出现、哪里解决。7月中旬，连江县公安局配合驻军，在马鼻镇破获企图发动反共武装暴动的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第1纵队第13支队等两个地下组织，逮捕54人，其余281人则集中“再教育”。各地也持续推进清查。1952年1月至11月，全省共处理高飞等潜伏、散在人员444人以及地下组织成员1498人。

在福建大陆残余反共力量接近瓦解时，中华民国又指挥金门驻军和海上力量加强对福建沿海的袭扰，导致内地局部反共活动再次增加，尤其是1952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和海上力量对南日岛的大规模进攻之后，局势一度反复。为此，福建军区于12月12日向各军分区发出《关于年终清匪工作指示》，指出全省当时尚有散在人员430余人，其中3人以上集股活动者49股，尚未完成全年目标，因此决定从12月下旬起组织一次年终突击行动。福建军区明确划分任务，各军分区之间主动组织联防会剿，对长期潜伏、分散活动的地下组织进行深入侦察摸底，一旦发现线索便追查到底。到1953年2月中旬，全省又镇压钟勇以下206人，并破获若干会道门组织，抓获会首、会徒400人。1953年3月3日，福建军区司令部发出年度指示，要求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以公安武装为骨干、民兵和群众为主体，把群众性联防会剿与专案追捕结合起来，完成对公开活动成股力量的最后清除，并重点抓捕重要首脑。经过全省军民持续努力，到1953年底又处理散在人员222人，福建大陆残余反共力量至此基本被消灭。

此外，按照1951年6月28日华东军区的指示，各沿海部队进一步加强了对海上力量的清剿。由于华东海岸线漫长、可登陆点众多，解放军海防警备部队不可能处处布防，因此海上反共力量仍有机会实施登陆袭扰。各沿海部队随即加强侦察，力求发现后迅速围歼。1951年7月24日拂晓，“江浙人民反共突击军”第7、第28纵队340余人在浙江乐清县破岩头、朴头一线登陆，并迅速向内地渗透。浙江军区立即部署第105师以及温州、台州、丽水军分区部分兵力和当地民兵进行围堵。第105师一部在乐清大功山围住其“第7纵队”，经激战后除陈和贵带少数人员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消灭；同时，温州、丽水方向的追击部队对向永嘉、青田山区流动的“第28纵队”210余人持续围剿，于7月26日截住其中一部，击毙击伤60余人，并继续追击至8月21日，最终将其清除，游击队方面陈杰、徐达阵亡。此役历时28天，浙江军区共投入47个连和5000多名民兵，共处理登陆人员302人。同年9月4日，由金门方面派遣的泉州纵队、永安纵队370余人，在福建晋江、惠安沿海偷渡登陆，企图在晋江、仙游、惠安三县交界及永安、德化一带建立新的游击活动区。福建军区立即组织第25军74师、第87师260团一部和地方武装，共23个连、9个区中队以及上万名民兵展开围剿，先后杀死永安纵队司令陈伟彬，俘虏泉州纵队司令陈令德。至9月28日，除8人逃回海上外，其余全部被镇压。战后，华东军区司令部向各部转发了这次围歼登陆人员的经验。

尽管接连受挫，台湾方面仍未停止。1951年9月上旬，蒋介石派胡宗南到浙东大陈岛统一指挥浙江沿海海上力量；同时，原国民党保密局福建站站长王调勋赴闽东白犬岛，担任福建省海上保安纵队司令，着手整编该地区海上力量，准备潜入闽东等地开展活动；此前，金门防卫司令胡琏也兼任福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针对这种情况，解放军华东军区于1951年9月25日发出关于加强沿海斗争的指示，提出对武装登陆者实行就地截击、跟踪追击、迅速扑灭，使其不能深入内地、不能立足生根；同时积极组织近海巡逻和游击清剿，有计划、有准备地进攻岛上武装，并通过封锁迫使其内部动摇。各地海防部队据此加强对海面的侦察和观察，一旦发现登陆迹象即迅速打击。

1951年12月6日凌晨，福建省反共救国军南海纵队参谋长黄炳炎率4个中队500余人在闽中莆田县以东南日岛登陆，并分5路向守岛的第83师249团侦察排进攻。该排依托尖山和167.2高地顽强抵抗，多次打退冲击。随后第249团4个连渡海增援，与侦察排一起反击，处理对方150余人，其余被迫撤回海上。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一年中，华东全区共进行了120次应对海上武装力量登陆的作战，处理1500余人。1952年起，台湾方面改变做法，采取“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的方式，在正规军配合下，以数倍乃至数十倍兵力突然袭击防御较弱的海岸或岛屿，得手即退。1月28日，章乃安大队等部及金门驻军1个营共1700余人，在军舰、登陆舰和炮艇掩护下袭击湄洲岛。由于岛上守备部队调离，来袭者未遇抵抗便占领全岛。侦察连随后迅速登岛反击，但因兵力悬殊，在造成对方80余人伤亡的同时自身也受损，被迫退守高地。次日，对方撤离时还带走岛上居民近300人。1月29日，陈毅等即致电福建、浙江军区和华东军区海军，要求今后凡控制岛屿都必须事先制定反登陆预案，并配备机动部队、船只和通信联络，保证能及时增援。

此后，各地海防部队连续击退多次类似袭扰。1952年2月25日，南海集训总队和突击大队2000余人在中华民国海军掩护下由金门向闽南漳浦进攻，先头400余人于次日拂晓登陆。守备该地的第31军272团7连立即反击，将其压缩在滩头地带，援军随后赶到，对方随后撤退。3月28日，胡宗南派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第4、第6大队近千人，在军舰、炮艇掩护下进攻白沙山岛。守岛警卫连一边向上级报告一边组织防御，连续打退十余次进攻。次日，第21军62师一部渡海增援，对方撤退，此战消灭200余人，并击沉炮艇2艘、机帆船3只。6月10日，胡宗南又亲率第1、第3大队1200余人在军舰掩护下进攻黄焦山岛。守岛的186团9连一度失去制高点和海岸炮，但经过18小时坚守和后续部队登岛增援，最终将未及撤离者全部消灭，共毙、伤、俘310余人。12月13日，闽南漳浦六鳌半岛又遭500余人奔袭，当地公安第80团3营9连1个排和民兵坚守阵地以待272团增援，此后对方撤走，100余人被消灭并击沉船只4艘。

在加强反登陆的同时，解放军各海防部队也按华东军区要求继续主动进攻占据岛屿的海上武装力量。1951年10月10日晚，第104师310团、312团及台州军分区海防大队一部向温岭县以东海域的南江山、北江山、九洞门、道士冠等岛发动攻击。进攻部队接连夺取南江山等岛后，于11日集中兵力总攻北江山岛，经过5小时激战占领老鹰尖，共处理204人。游击队多名纵队长、支队长阵亡。随后浙江军区将目标转向洞头岛。该岛自1949年以来多次易手，台湾方面尤其重视，企图把它建设成向大陆活动的前沿基地。1951年12月2日，温州军分区第309团3营和华东军区海军温台海防大队一部第四次登岛进攻，经1个多小时战斗占领全岛，166人被消灭。但几天后部队撤离后，王祥林率中华民国国防部独立第7纵队等1000余人再次占据洞头。浙江军区随即决定第五次渡海进攻。1952年1月11日晚，第103师309团、第105师315团等部在海军配合下再次渡海，分别在状元岙、霓屿、大山、半屏山及洞头岛多处成功登陆。12日凌晨开始总攻，先后占领北岙街、双龙、东岙和北烟台山等地，大部国民党武装被灭。残余退入易守难攻的棺材岙，初次进攻未果，指挥部遂暂停攻击，进一步侦察和摸清火力配置后于15日下午发起总攻，40分钟后攻占该地。这次作战共消灭王祥林以下948人，并复占洞头、霓屿、状元岙、三盘、半面山等岛，附近南麂山、北麂山、南策山、东策山等岛上的海上力量也随即撤离。接着福建军区开始部署进攻闽东北沿海岛屿。华东军区专门电示强调必须准备周密后方可实施。经充分准备，第28军84师250团两个营及水兵师第2团一部，于1952年7月27日进攻西洋、浮鹰等岛，29日结束战斗，共消灭闽东北地区司令部独立第6支队223人，缴获机帆船10只。随后，四列岛、台山列岛上的海上力量因担心被继续打击主动撤往东引岛。

1953年夏季，对岛屿海上力量的进攻又出现一个高潮。5月，解放军浙江军区首先部署夺取大鹿山、小鹿山、羊屿和鸡冠山四岛。这些岛屿位于温岭东南海域，由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第42纵队占据。5月29日，第20军60师179团、公安第17师50团一部在华东军区海军温台巡逻艇大队配合下发动进攻。炮兵先对羊屿、鸡冠山实施轰击，随后炮艇掩护部队登陆，大鹿山主峰于当晚被占领，战斗当天结束，共处理何卓权、徐克强以下239人，击沉船只2艘。蒋介石命胡宗南务必夺回。胡宗南随即于6月19日率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第1、第4、第5野战大队共1600余人，在17艘舰艇掩护下反攻大、小鹿山和羊屿。但在守岛部队顽强抵抗下，国军伤亡惨重，于次日上午撤退，736人阵亡，击伤舰艇5艘、击沉机帆船2只和木船10余只。接连失利后，中华民国国防部于7月上旬撤销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调胡宗南返台，改由正规军第46师进驻沿海各岛接替海上力量的防务。

福建方面，1953年6月起，福建军区遵照华东军区关于逐步组织海上进攻、保证闽浙通航的指示，筹划对西洋、浮鹰、奎山等岛的进攻行动。7月13日，福建军区以水兵师第2团、公安第79团和警备第5团各一部及第84师一个山炮营发起渡海进攻，次日晨分别占领西洋、浮鹰、奎山、马刺、台山等岛，处理国军和游击队112人，并在奎山附近海面俘获前来侦察的海上力量船只1只。随着福建沿海不断清剿，到1954年9月，福建海域的国军和游击队武装力量仅剩3个大队和2个船艇支队。

在不断组织海上渗透的同时，国军还试图通过空降方式与大陆潜伏力量取得联系并实施破坏。自1951年8月下旬起，国防部游击委员会在台湾淡水开办多期训练班，与美国方面共同训练空降人员。这些人多从海上力量、特工、逃亡的目标地区的地方头目和地主中挑选，通常编成4至5人的小组，配备小型电台、自卫武器和宣传品，空降后即潜伏、联系地面残余、建立情报网络、发展武装，并等待时机行动。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则部署反空降，并于1951年10月上旬首战得手。10月9日晚，“竹步山小组”5人和“华顶山小组”4人乘运输机由台湾起飞，次日凌晨分别空降浙江宁海、临海境内。当地驻军立即展开搜索，到15日，除1人潜逃外，其余8人均被捕获。10月17日，“大雪山小组”4人和“括苍山小组”4人又分别在临海和仙居空降，经当地驻军搜索抓获7人。随后，福建大田县驻军又于11月间消灭5名空降人员。在闽浙接连受挫后，台湾方面于1952年初将空降重点转向皖北、皖南山区。1月15日午夜，10名武装人员在皖北霍山县千笠寺附近空降，企图与当地潜伏人员建立联系。六安军分区迅速成立临时指挥部，调集部队、公安和民兵展开搜查，到17日夜，除1人逃脱外，其余9人均被消灭。1月19日，又有9人在皖南广德县誓节渡地区空降，当地驻军迅速展开搜查，将其全部抓获。

1952年6月上旬，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又专门发出关于坚决彻底消灭空降人员的指示，强调虽然此前多次空降都遭到失败，但台湾方面仍不断派遣，值得“高度警惕”。华东军区随后要求各单位把反空降与海防、清匪和治安任务结合起来，随时准备围歼。各地据此加强侦察、严密对空监视、组织民兵联防和夜间巡逻，一旦发现情况立即跟踪围捕。由于准备充分，1953年上半年又成功处理两股空降人员：2月3日，“兰花小组”6人在安徽金寨县梅山水库附近空降，安徽军区组织展开搜索将其全部抓获；4月30日，“威廉小组”4人在金寨县土门子、龙王庙地区空降，公安和民兵迅速赶赴现场，对方随即投降。至此，华东驻军在浙、闽、皖等地共消灭空降人员11股、48人。台湾方面通过空降恢复内地网络的企图失败。

根据解放军数据，第四阶段的战役到1953年底基本结束，共镇压各类反共组织人员2.43万余人。至此，大陆范围内的反共武装已基本清除，但由于沿海仍面对中华民国控制的一些岛屿，少量海上和空降人员的袭扰此后仍偶有发生，局部地区的反袭扰也继续存在。

在历时4年多的战役过程中，中共华东当局共镇压各类反共势力24.6万余人，其中毙、伤约2.4万人，俘虏13.1万余人，投降9.1万余人；缴获各类枪械12.6万余支（挺）、迫击炮585门、船艇224艘、枪炮弹346.3万余发，以及各类电台和报话机549部。通过这些行动，华东大陆和东南沿海大部分岛屿上的反共武装被清除，中华民国企图以地方武装和潜伏网络配合反攻大陆的计划也基本落空，巩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与此同时，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除承担军事清剿外也经常作为“工作队”协助地方推进农村和城市的群众运动工作，削弱了原有统治阶级在基层的社会基础，稳固了新的地方政权^[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