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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公告
各国重要领袖于会议场就宣言相关内容议事
日期1945年7月26日，​80年前​（1945-07-26）
地点德国柏林西南郊塞西林霍夫宫
别名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目标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履行《开罗宣言》以及其他对日本的战后处理方式
参与者

《波茨坦公告》（英语：Potsdam Declaration）[1]，全称为《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2]，也称作《波茨坦宣言》，是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会议期间，由当时的美国总统哈利·S·杜鲁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以三国首脑名义联合发表的公告。其中，蒋介石未实际与会，但签字以示同意；苏联最高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虽出席该会议，但碍于对日中立状态而未列名于公告。同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公告中添补了斯大林的名字。

这份公告共有13条，主要内容是声明同盟国将对日本作战直至后者停止抵抗，日本政府应立即无条件投降：解除军队的武装，严惩战争罪犯；履行《开罗宣言》中的诸般要求；将主权限制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同盟国指定的各小岛之内。此外还包括同盟国将对日本实行占领，并剥夺日本重整军备的工业能力等。

收到公告后日本政府曾一度选择忽视。随着美国对日本投放了原子弹以及苏联的对日宣战后，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由时任天皇裕仁发表《终战诏书》，对外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最终，日本于1945年9月2日正式签署《降伏文书》，宣告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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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

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同盟国明确了对轴心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要求“无条件投降”的立场。这一方针深受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个人意愿的影响[3]，并在同年11月17日的《开罗宣言》中得到了确认。尽管苏联最高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认为最好能将投降条件具体化，但最终罗斯福的主张占了上风[3]。日本政府内部也有人提出“如果提出保留天皇制等条件，或许能促使对日战争早日结束”，但这并未引发重大的政策转向[4]。

罗斯福在未与内阁阁僚商量的情况下突然决定了这一方针。不仅陆海军高层，就连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也表示反对，认为此举只会招致敌国的彻底抵抗，毫无意义地拖延战争。但罗斯福直至去世都固守这一方针。[5]

然而，这一方针在被提出仅仅8个月后就宣告破产。1943年9月，当意大利向同盟国试探和平意向时，同盟国并未向其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正如以往一样，交战双方先通过停战协定停止战斗，随后由占据优势的一方强迫弱势一方接受对其有利的终战协定。战败方在条件上讨价还价本是理所当然的事，但罗斯福却一味坚持“胜者的逻辑”，对此并未进行深思熟虑。[6]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由于罗斯福当时已重病缠身，无法采取强硬立场[7]。为了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他以割让库页岛（日方称之为“桦太”）、千岛群岛以及在满洲的权益等作为筹码向苏联做出了妥协[7]。4月12日罗斯福逝世，就任副总统仅3个月的哈里·S·杜鲁门仓促继任总统。由于杜鲁门在外交领域毫无经验，且此前的外交事务主要由罗斯福一手包办，美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不得不推倒重来[7]。杜鲁门就任后，于4月16日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布继承前任总统的“无条件投降”方针[8]。4月22日，他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传达了美日、德两国要求无条件投降的立场不变的信息，但他本人其实也没有想清楚具体该如何界定这一要求[8]。

但是在1945年4月5日14点的时候[a]，莫洛托夫就已经依照条约规定提前一年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表示苏联方面认为将于1946年4月到期的《苏日中立条约》已经失去意义，不再予以延长[b][9]。而就在同一天上午10时30分[c]，小矶国昭因转任陆军大臣等一系列图谋的破产而导致其内阁总辞职（日语：内閣総辞職）[11][12]。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签署投降协议后，发动战争的法西斯主义轴心国仅剩日本帝国依然在坚持抵抗，同盟国面临着尽早结束对日战争的紧迫需求[13]。为此，杜鲁门总统为了呼吁日本投降，不得不明确界定“无条件投降”的具体含义。于是，他在5月8日发表了由美国战时情报局起草、总统参谋长威廉·李海确认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对“无条件投降”进行了定义并向日本发出和平呼吁：“除非日本陆海军无条件投降并放下武器，否则我们的攻击绝不会停止。对日本国民而言，无条件投降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将日本拖入当前灾难的军事领导人的权力被彻底剥夺。无条件投降绝不意味着日本国民的灭绝或沦为奴隶。”此外在8月4日之前，由美国海军情报局借调至战时情报局的海军上校埃利斯·M·扎卡赖亚斯（英语：Ellis M. Zacharias）代表美国政府呼吁日本投降的“扎卡赖亚斯广播”前后共播出了14次。[4][14]

从日方视角，美军高层认为“无条件投降”仅仅是一个政治口号，反而会阻碍和平的早日到来。因此，他们试图通过明确“无条件投降仅限于军事层面，而不涉及政治”，来降低日本的抵触情绪，使其更容易被日本接受[15]。然而，日本政府于5月9日再次表明了彻底抗战的决心，并未表现出接受这一提议的姿态[4]。新上任的铃木内阁在这一天下午7时30分[d]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17][16]。在这份声明中，铃木政府表示当前欧洲战局的变化对日本的战争目的[e]不会带来任何变化，日本也将会继续推进战争的进程[17][16]。同时，时任首相铃木贯太郎在谈话中指出自己将为战斗奉献到底，希望日本国民与特攻成员一样为了日本的国防“怀抱超越生死的希望同舟共济”[18]。然而在内部，日本却推进与各方的和平工作以及推动结束战争的动作[18]。

当时在美国政府内部，为了迫使日本投降，主要探讨了三条途径：研发并对日使用原子弹、实施直接进攻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即“没落行动”，这是一项包含“小王冠行动”及其前哨战“奥林匹克行动”等的综合计划），以及促使苏联对日参战。一方面，美国认为原子弹能够凭借其巨大的威力给日本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因此相关的研发计划正在稳步推进。另一方面，以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为首的军方认为，想要迫使日本投降必须先实施日本本土登陆作战，但这势必会造成极其惨重的伤亡。为了减轻这种伤亡，他们认为有必要让苏联参战[19]。在当时看来，苏联的参战不仅能把日本军队死死牵制在亚洲大陆上，还能给一直试图通过苏联居中斡旋来谋求和平的日本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19]。

6月1日，美国负责研究原子弹爆炸后果的“临时委员会”建议在不事先提出警告的情况下，尽快使用原子弹轰炸某个可以显示其威力的目标[20]。6月18日，陆军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提议杜鲁门应该以美国总统的名义致信日本政府威胁后者可以在立宪的基础上保留天皇，但如果不投降则会使用原子弹[21]。

公告草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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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17日，在德国苏占区波茨坦的塞琪琳霍夫宫，美国、英国与苏联的时任领导人举行会议，商讨对德国的处理细节以及对日本的进一步处理方案。会议伊始，美国代表团考虑起草一份公告用以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该公告拟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四国政府首脑联名公布[22]。

《波茨坦公告》的初稿由原美国驻日大使、代理国务卿约瑟夫·塞·格鲁与国务卿特别助理尤金·霍·杜曼（英语：Eugene Dooman）共同起草[23]。早在1945年4月，罗斯福因脑溢血去世后不久，格鲁就提出美国总统可以宣布只要日本国民愿意就可以在不废除日本皇室传统的前提下进行无条件投降[24]。依照这一想法，格鲁与杜曼一起起草了一份包含保障天皇制内容的劝降方案，初稿在5月5日完成，并在5月28日提交给杜鲁门[25][24][26]。6月，这一方案得到了杜鲁门的首肯并获得当时的美国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以及参谋长马歇尔的赞成[25][24]。陆军部长史汀生原本反对打破“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但随着对日本本土登陆作战预计伤亡人数的评估变得极为庞大，他开始倾向于向日本提出具体的投降条件，并采纳了格鲁、约翰·麦克洛伊以及前总统赫伯特·胡佛等人的意见[27]。格鲁主张立刻发表这份公告，但当时正值冲绳战役，军方认为应等到美方能以进攻部队直接袭击日本本土时发布[25][24][28]。然而在美国国务院内，格鲁的处理意见遭到了拉铁摩尔、文森特、艾奇逊等人的反对[24]。拉铁摩尔甚至要求将日本天皇交给中国去处理[24]。由于在公告起草时，美国的原子弹试验尚未成功，因此杜鲁门建议在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攻击之前与同盟国主要的几个成员一同签署这份公告[23]。

在得到原子弹研发的进程后，杜鲁门在1945年6月18日于白宫举行的会议上考虑先警告日本，之后再使用原子弹，并要求麦克洛伊和杜曼等人着手归纳和拟定阐明投降条件的对日宣言[21]。会议中，陆军部长史汀生虽然对进攻日本本土作战表示了赞同，但也暗示了存在政治解决途径的可能性[29]。助理陆军部长麦克洛伊在会议期间并未发言，直到会议即将结束时，杜鲁门总统才主动询问了他的意见[30]。麦克洛伊回答道：“阁下想必已有其他对策。这是一个理应被彻底探讨的方法，如果我们除了常规攻击和登陆之外不探讨其他方案，难免会被人指责是不明智的。”“我们应该向日本政府阐明我们所能接受的投降条件。”以此强调了政治解决途径的重要性[30]。当杜鲁门追问具体是何种条件时，麦克洛伊答道：“我认为，就是允许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继续生存，并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前提下，允许保留‘天皇’。”[31]杜鲁门听后表示：“这正是我所想的。”史汀生也附和道：“（能提出这个方案）这实在令人欣慰。”[31]此外，麦克洛伊还主张在投下原子弹之前应事先对日本发出警告，但遭到了反对，理由是如果原子弹爆炸失败，将有损美国的威信。杜鲁门指示麦克洛伊去起草一份致日本的信息，但特别叮嘱不要在信息中提及原子弹[32]。

也有观点认为，杜鲁门本人其实也有向日本发出劝降的意愿，但出于对马歇尔等军方高层的顾忌，认为由自己直接提出不太妥当，因此才让麦克洛伊等人出面挑起这个话题[33]。在此之后，以史汀生、麦克洛伊为首的陆军部，开始正式着手研究对日劝降方案[34]。

三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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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和审核《波茨坦公告》内容的“三人委员会”成员：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左）、詹姆斯·福雷斯特尔（中）和约瑟夫·格鲁

1945年6月19日，由陆军部、海军部和国务院共同组成的审议机构——“三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Three），即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以及副国务卿格鲁等人，正式开启了对日劝降方案的讨论[35]。据福雷斯特尔的回忆录记载，总统参谋长威廉·李海，以及欧内斯特·金、切斯特·尼米兹等海军高层首脑也都对对日劝降方案表示了赞成[35]。当天下午，史汀生开始口述一份旨在向日本发出劝降的总统备忘录，并交由他人记录[35]。在6月26日的三人委员会会议上，史汀生正式提交了这份备忘录草案，即“对日计划草案”[35]。

此时的劝降公告计划以美国、英国，以及（若苏联参战的）苏联领导人的名义联合发表。此外，史汀生以个人意见指出，如果在声明中补充“不排斥日本现行皇室体制下的君主立宪制”，将更容易促使日本实现投降[36]。关于宣言发表的时机，史汀生认为必须在进攻日本本土作战之前，即在日本陷入狂热的绝望境地之前进行。同时他还提出，即便苏联已经参战，也最好在苏军入侵尚未取得太大进展时发表该宣言[36]。

委员会最终判定，即使这项劝降提议付诸实施后以失败告终，也能起到提振美国国民士气的作用，且不会带来什么负面危害[36]。基于此，格鲁和福雷斯特尔正式批准了史汀生的这份草案[36]。

6月26日版公告[36]
  • 我们即将对日本行使的力量是多种多样且压倒性的。一旦行使这些力量，日本的毁灭将是不可避免且彻底的。
  • 同盟国将铲除那些欺骗并误导日本国民、使其妄图征服世界者的权力与势力。
  • 日本的主权将被限定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由我们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日本将被彻底解除武装，使其无法再次发动战争并给予支持。
  • 我们无意使日本国家灭亡，也无意使日本民族灭绝。
  •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被彻底排除后，我们将允许日本保留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工业，并最终允许日本建立参与国际贸易的互惠关系。
  • 当上述目标均已达成，且日本国内成立了由广大国民意志所代表的和平政府时，同盟国占领军将立即撤出日本。

劝降草案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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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委员会决定组建一个专门负责起草实际劝降声明的评议委员会，并交由该团队进行审议。该委员会由麦克洛伊、海军部长特别助理科雷亚（Mathias F. Correa）、副国务卿特别助理尤金·杜曼以及国务院远东处处长包兰亭等人组成[37]。由于杜鲁门计划于7月6日启程前往波茨坦参加首脑会议，委员会必须在此之前完成宣言草案的起草工作[37]。

6月27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召开。由于科雷亚和杜曼缺席了首次会议，除包兰亭外，其余与会成员均为美国陆军相关人员[37]。会议决定以史汀生的草案为基础进行讨论，麦克洛伊由此成为该委员会的实际主持人[37]。然而，由于包兰亭在会上提出了国务院版本的劝降草案，导致讨论陷入了僵局[38]。国务院的草案是基于此前格鲁向总统提交的杜曼草案修改而成的，其中关于保留天皇制的表述极为模糊[38]。因此，国务院的草案在会议上被否决，讨论重新回到以史汀生草案为核心的轨道上[38]。在当天的会议上，陆军作战部的法希上校还发表意见，建议应将蒋介石列为宣言的联合发表人之一，并主张同盟国不应与日本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38]。

在第二天（6月28日）的会议上，杜曼主张不应在声明中加入保障天皇制的表述[39]。尽管以格鲁为首的国务院内部“知日派”认为保障天皇制不可或缺，但这些意见却被批评为“对日态度过于软弱”[39]。由于担心引发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弹，国务院内部的这些知日派逐渐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39]。对于以格鲁和艾伦·杜勒斯为代表的共和党保守派而言，仅仅赢得战争是不够的，维持天皇制才是重中之重[40]。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保留战后的日本国内温和派资本主义势力并在此基础上注入美国的金融资本，能够为美国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建立一个长期、稳定获利的根基[40]。而杜曼则认为，日本接受这项劝降声明的可能性极低，他主要是为了防止美国国内舆论对声明措辞产生反感[39]。根据1945年6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美国民众对天皇的态度极为严厉：33%的人要求处决昭和天皇，17%的人主张对其进行审判，11%的人认为应将其终身监禁，还有9%的人主张将其驱逐出境[41]。

此时，这份宣言的第12条依然包含允许日本在保留天皇统治的情况下进行无条件投降[21]。7月2日，史汀生将《波茨坦公告》的草案附在备忘录中递交给了杜鲁门[42]。这份草案得到了杜鲁门的大致认可，但新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与罗斯福时期的国务卿赫尔都认为第12条太过于“姑息迁就”[43]。赫尔主张日本天皇及其统治阶级应该被剥夺一切特权，在法律面前被平等对待[44]。

发布前夕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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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3日，詹姆斯·贝尔纳斯就任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是深受杜鲁门信任的私人顾问，他的上任削弱了史汀生对总统的影响力[45]。贝尔纳斯是对日强硬派，而以助理国务卿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英语：Archibald MacLeish）为首的亲华派则试图予以反击[46]。

7月6日，国务院要求对史汀生的草案进行进一步修订[46]。在7月7日的高层会议上，草案中原本呼吁“日本”、“日本政府”的措辞被改为了“日本国民”[46]。看到国务院内部的混乱局面后，贝尔纳斯向前任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请教，并开始考虑暂时删除声明中直接提及保障天皇制的条款[46]。贝尔纳斯希望在实施占领后，先观察天皇制是否能被加以利用，然后再由美国来决定是否允许其继续存在[46]。

7月7日[f]，杜鲁门从纽波特纽斯启程前往欧洲参加波茨坦会议时，将这份公告的初稿随身携带[48][47]。在“奥古斯塔”号巡洋舰（英语：USS Augusta (CA–31)）上，杜鲁门与贝尔纳斯最终决定将第12条中有关保留天皇统治下的君主立宪制的内容删除[44]。在杜鲁门抵达波茨坦会议会址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当地时间7月17日7点30分，史汀生在波茨坦接到美国国内发来的电报，得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已经成功爆炸[44][49]。此时正值波茨坦会议正式开幕的前一天[49]。

公告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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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1945年7月28日第二版，该版面发表了《波茨坦公告》的报道[50]。

公告共计13条，第1至第5条为前言；第6条起是开列给日本的投降条件；第12和13条则是结束语[51]。

  • 公告开始部分回顾了对德国的胜利和美国、英国、中国三国共同战胜日本的决心，告知日本继续抵抗的后果只有被毁灭[51]（第一至第五条）。
  • 长远的目标是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和平的体系，避免将来军国主义的重建，为此日本当权政府必须停止运作，同盟军将占领日本本土[51]（第六至第七条）。
  • 重申《开罗宣言》中的诸内容必须得以实施，并且日本的主权须被限制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和四国以及三国政府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第八条）[51]。
  • 日本军队须要完全解除武装（第九条）[51]。
  • 公告声明盟军不打算奴役日本民众或殖民日本本土，但发动战争者须要接受国际审判，新的日本政府必须是民主的，保证言论、思想和宗教的自由和尊重人权（第十条）。
  • 日本的民用工业可以保留，但能够建立侵略力量的兵工须要被禁止，日本依然可以参加世界贸易[51]（第十一条），
  • 在日本达到这些条件后，占领军将被撤回（第十二条）。
  • 最后公告呼吁日本政府命令其军队无条件投降（第十三条）。

公告的签署和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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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茨坦会议的正式日程中，对日问题并未被列入议题。另一方面，史汀生察觉到日本正在寻求苏联进行和平斡旋，他认为必须在日本投入苏联怀抱之前促使日本投降[46]。因此，他主张应在此次会谈期间发布劝降声明[46]。虽然这一主张得到了参谋长李海的赞成，但却遭到了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反对[46]。此外，李海参谋长提议对草案进行两项修改：一是将草案第二条中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改为“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二是将保障天皇制的条款改为“日本国民可自由决定其政治体制”，从而避免直接提及天皇[46]。

杜鲁门最终下定决心发表该声明，并决定采纳李海提出的修改方案[46]。史汀生担心不提及天皇制会导致日本拒绝投降，因此提议：如果日本方面仅仅因为这一点而坚持继续战斗，希望总统能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提供“口头保证”[46]。杜鲁门同意了史汀生的建议，这也为后来国务院作出的相关答复埋下了伏笔[46]。

1945年7月24日，在得知“参谋长联席会议已就……军事战略达成一致”后，杜鲁门将敦促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草案交给了丘吉尔[22][52]。次日（7月25日），丘吉尔回复了修改意见[46]。丘吉尔同意了公告中的原则，其修改内容主要包括三点：一是将声明的呼吁对象由“日本国民”再次改回为“日本”及“日本政府”；二是明确将民主化的主体写明为“日本政府”；三是将占领的对象由“日本领土”改为“日本领土上的各个地点”[46]。此外，丘吉尔和杜鲁门一起确认中国领导人蒋中正也应该被邀请参与移动发表这份公告，且应将中国列为发起政府之一，美国方面采纳了英国方面提出的修改建议[22][52]。杜鲁门在着手准备发布声明的同时，也批准了投掷原子弹的命令[53]。由于蒋中正未受邀参加波茨坦会议，中国方面并未参与《波茨坦公告》的起草工作[53]。7月24日，美方通过电报征求中国对发表该公告草案的同意意见[22]。次日，时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重庆递交了该信息[22]。蒋中正提出为了有利于他在国内获得帮助，要求对文本进行一项修改，也就是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放在“大不列颠首相”之前[54][22][53]。7月26日上午11时05分，重庆方面通过电报回复了该意见[22]。

7月25日，丘吉尔最后一次离开会议。当天下午，他与女儿兼侍从官玛丽（英语：Mary Soames）一同飞往诺索尔特。在7月26日晚间正式辞职前，丘吉尔得以以英国首相的身份授权了该文本[55]。实际上，公告中“委员长”和“首相”的“签名”都是由杜鲁门亲笔代签的[56]。

7月26日，这份称为《波茨坦公告》的劝降声明被以杜鲁门、丘吉尔、蒋介石三人的名义正式发表。同时，该宣言文本作为“美方已审议的提案”，被作为附件列入了《波茨坦协定》的附属议定书中。在这一阶段，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拒绝在波茨坦会议上签署这份最后通牒，原因是当时苏联尚未对日宣战；不过，他承诺将在预定于8月初的苏联对日参战时加入并签署该公告[57]。

在柏林时间7月26日晚9时20分发表该宣言的同时，杜鲁门总统指示美国战时情报局，必须动用一切手段向日本国民广泛宣传这份宣言[58]。根据这一指示，美国东部战时时间下午4时（东京时间7月27日凌晨5时），战时情报局西海岸的短波发射机开始进行英语广播。重要内容于4时05分起以日语播出[58]。日语广播的全文由战时情报局旧金山分部起草，经华盛顿特区国务院的语言专家通过电话核实后，于下午6时（东京时间上午7时）从旧金山播出[58]。随后，日语广播由西海岸的11台短波发射机、檀香山的短波发射机以及塞班岛的中波发射机进行了反复播放。所有的常规节目均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循环播出的宣言内容。此外，西海岸还使用20种语言播出了该宣言。在接下来的数天内，宣言广播以固定的时间间隔反复进行[58]。

各方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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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苏日战争和日本投降

1945年7月27日清晨[g]，日本广播员监听到《波茨坦公告》内容的广播，日本外务省、同盟通讯社以及陆军、海军的各个接收设施都在第一时间接收到了该广播[59][58]。在接到《波茨坦宣言》后，日本政府（铃木贯太郎内阁）开始研究应对该宣言的对策。在外务省的例行高层会议上，与会者得出结论：接受该宣言虽属迫不得已，但目前仍有谈判的余地。因此决定“保持沉默是明智之举，在新闻报道中应指导媒体以‘不予置评’的方式刊登”[60]。时任日本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在看到内容后第一反应认为这不属于是要求无条件投降的强制命令[59]。他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会议上表示：“该宣言实质上是有条件的和平交涉，如果拒绝它，将会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61]。然而，陆军和海军方面则主张：这份宣言迟早会传到公众耳中，因此必须出台指导，以便随时能够向国民发布“坚决抵抗”的号召[60]。最终，东乡的意见获得了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对《波茨坦宣言》进行正式报道，但政府对其内容不作任何官方表态[60]。

7月27日，日本政府在没有附加任何评论的情况下公布了该宣言的存在。然而，在第二天（28日）的新闻报道中，各大报纸却纷纷加上了极具煽动性的社论：《读卖报知》（现《读卖新闻》）称其为“可笑的对日劝降条件”；《每日新闻》则高呼“可笑！美英蒋共同宣言，必将击碎其傲慢，圣战必将贯彻到底”，甚至嘲讽其为“白日梦，暴露了错觉”[60]。同时，日本陆军也提出了强硬要求，主张“政府应当正式表明无视该宣言的态度”[60]。同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认为这份共同声明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它毫无重大价值，因此决定对其‘默杀’，并将坚定不移地迈向战争的彻底胜利。”[62]

次日，《朝日新闻》以“政府决定默杀”等标题进行了报道。这个“默杀（黙杀）”一词，在日本国家官方通讯社同盟通讯社的英文稿件中被翻译成了“ignore（无视）”，而在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报道中，则被翻译成了更为强硬的“reject（拒绝）”。对此，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提出抗议，认为“铃木首相的发言违反了内阁会议的决定”[60]。

在此期间，昭和天皇本人未对《波茨坦公告》做出任何表达，但在7月25日和31日两次向木户幸一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祖传三神器[63][64]。但随着8月6日和9日广岛与长崎相继遭到原子弹轰炸，以及8月8日苏联撕毁《苏日中立条约》对日宣战，日本国内主张在保留一定条件的前提下接受该宣言的势力开始抬头[65]。有历史学家认为，日本此时之所以不发表对《波茨坦公告》的评论，是希望由苏联出面调停战争[66]。

8月9日，条约局第一课长下田武三完成了对《波茨坦公告》的逐条翻译和解释[60][67]。8月10日凌晨举行的御前会议上，关于是否接受《波茨坦宣言》，外务大臣与陆军大臣发生了激烈对立，会议未能达成一致。外务大臣仅以“维持天皇在国家法上的地位”为唯一条件；而陆军大臣则在此基础上，额外增加了三项条件：自主撤军并在国内解除武装、由日本自行审判战争责任人、以及拒绝盟军的保障占领。凌晨2时，会议主席铃木贯太郎向昭和天皇奏请，恳请天皇作出“圣断”。昭和天皇赞同了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提出的仅以“维护国体”（即保留天皇制[68]）为唯一条件的接受方案，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69]。他陈述的理由是：此前一直听闻军方对获取胜利抱有信心，但实际情况却是计划与执行严重脱节；鉴于当前国防及武器装备严重匮乏的现状，面对以机械化见长的美英军队已毫无胜算可言。该答复于凌晨3时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获得正式批准，并随即向瑞典和瑞士两国发送[70]。除此之外，同盟通讯社也通过摩斯密码直接向交战各国发出了通知[71]。同时，日本决定在正式颁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诏书之前，暂不对外公布这一接受方针[70]。这一决定于10日上午9时[h]通过电报发往中立国瑞士和瑞典[72]。

大西洋标准时间8月10日7时30分，美国截获了日方发出的电文[73]。美国政府在接到电文后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史汀生、福雷斯特尔和李海主张应当接受日方的请求；而贝尔纳斯则反对，他表示：“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必须在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上后退。如果要附加条件，也应该由美国方面提出，而不是日本。”

最终，在福雷斯特尔的提议下，美国政府达成一致：决定给出肯定的答复，但回复内容必须明确美国的立场，以免引起日方的误解[74]。根据这一决定，以贝尔纳斯为核心的国务院开始着手起草对日答复，并在10日的内阁会议上敲定。答复草案随后被转达给英、苏、中三国，以征求他们的同意。英国表示同意，但苏联谴责日本企图附加条件。然而，在第二天凌晨，苏联撤回了反对意见，转而提议由美苏两国各派出一名代表，共同担任日本占领军的最高司令官。美国驻苏联大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拒绝了这一提议。最终，《贝尔纳斯答复》草案被正式确定为同盟国的联合答复。

这份《贝尔纳斯答复》一方面规定：“自投降之时起，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统治国家的权限，将服从于为实施投降条款而认为有必要采取处置措施的盟军最高司令官（subject to）”；但另一方面又指出：“日本政府的最终政治形态，将在日本国民自由表达的意愿下予以决定”。据史汀生称，这份答复的真实意图在于：“通过规定天皇的权力必须服从于盟军最高司令官，实际上是在间接承认天皇的地位”。此外，杜鲁门也在其个人日记中写道：“他们（日本人）想要保全天皇。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会教给他们保全天皇的办法。”[75]

同盟国的答复电文于8月11日正午被发往瑞士，于12日零时45分被日本外务省截获[i][74]。针对电文中“subject to”一词的翻译，日本外务省将其解释为“受到限制”，而军部则将其解释为“隶属/从属”，双方因此产生对立[74]。由于《贝尔纳斯答复》并未明确保证天皇制的存续，日本国内反对接受宣言的言论再次死灰复燃[75]。军部强硬派主张就“国体护持”（保留天皇制）问题再次向美方进行照会，铃木首相也对此表示赞同[74]。外务大臣东乡茂德以“尚未收到正式公电”为由进行答复，以此拖延时间，但他当时甚至一度流露出辞职的念头[74]。

到了8月13日凌晨2时，日本驻瑞典公使冈本季正（日语：岡本季正）发来报告，称《贝尔纳斯答复》实际上是接受了日方的请求[74]。这一报告为外务省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74]。当天，日本内阁召开了两次会议，在第二次会议上，主张立即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意见占据了上风[77]。另一方面，在美国国内，公众舆论对日本迟迟未作答复感到不满。当天傍晚，美军在东京上空投放印有日本的请求以及《贝尔纳斯答复》内容的传单[77]。

《波茨坦公告》第12条要求“依据日本国国民自由表达之意志，建立一个和平且负责任的政府”；而在《贝尔纳斯答复》中则表述为：“日本最终的政体形式，将依照《波茨坦公告》的规定，由日本国民自由表达的意志来决定。”这实际上是同盟国作出的一项保证，即把天皇制问题交由日本国民自己的意志来裁决[78][79]。

8月14日上午，昭和天皇表示无意因《贝尔纳斯答复》而改变此前的决定，最终拍板接受《波茨坦公告》[80]。同日，日本政府通过驻瑞士和瑞典的日本公使馆，向同盟国方面正式通告接受该宣言[81]。此事于次日（8月15日）通过无线电广播向日本国民公布（即“玉音放送”）[82]。9月2日，日本政府全权代表重光葵、大本营全权代表梅津美治郎以及同盟国各国代表，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甲板上共同签署了旨在确保《波茨坦公告》条款得到切实履行等内容的《降伏文书》（停战协定）。

苏联方面在公告发布当天才收到公告的副本，为此提出希望将公布公告的日期延后3天，但未获支持[25]。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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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根据《波茨坦公告》发布了《盟军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77号，再次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国土范围限定在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及附近诸千个小岛内，其南以北纬30度为限[83][84]。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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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示，相较于英美苏三国在克里米亚会议中对德国的声明，《波茨坦公告》中对日本的投降条件要求较为不明确[85]。在克里米亚会议后发出的公告中表示与会各方的宗旨“就是要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要确保德国决不能够再扰乱世界的和平”[86]，而《波茨坦公告》中对日本的措词则是“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j][88]。且《波茨坦公告》其中并未明确谁是战争祸首，也未指明谁在战后履行占领日本的职责[89]。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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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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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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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日本标准时间[9]。
  2. ^ 该条约第三条规定如果在有效期满之前一年，缔约双方中没有任何一方提出废止条约，该条约将被视为自动延长五年有效期[9]。
  3. ^ 日本标准时间[10]。
  4. ^ 日本标准时间[16]。
  5. ^ 在这份声明中，日本政府表示它的战争目的在于“自存自卫”[16]。
  6. ^ 当地时间[47]。
  7. ^ 日本标准时间[59]。
  8. ^ 日本标准时间[72]。
  9. ^ 另有来源记载为“日本同盟通讯社于8月12日上午零时30分通过旧金山的广播接收到《答复》”[76]。
  10. ^ 出自《波茨坦公告》第六条[87]。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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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4.0 4.1 4.2 山下祐志 (1995)，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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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有马哲夫 (2016)，第101–104页.
  7. ^ 7.0 7.1 7.2 山下祐志 (1995)，第13页.
  8. ^ 8.0 8.1 有马哲夫 (2016)，第104页.
  9. ^ 9.0 9.1 9.2 青梅煮酒 (2023)，第277页.
  10. ^ 青梅煮酒 (2023)，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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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汤重南 et al. (1996)，第1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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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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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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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来源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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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波茨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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